改革开放近40年,随着外国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的大量引进,我国外国文学研究数量和质量稳步提升,同时,研究的国际化倾向日益浓重。从新批评、神话原型批评、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到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族裔批评、生态批评等,我们在研究理论、方法、问题、视野、立场上亦步亦趋紧随在西方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之后。
5月18日下午,澳大利亚“国宝级”作家托马斯·基尼利(ThomasMichaelKeneally)携《辛德勒名单》现身上海思南读书会,与读者分享小说背后的故事。 自1964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惠顿某处》以来,托马斯·基尼利共出版过30多部长篇,10余部纪实作品和4部剧本。他三度入围英语文学最高奖项——布克奖短名单,并于1982年凭借《辛德勒名单》折桂。
历史上的中华民族,不仅以开放的姿态接纳外来文化,从而丰富自己的文化与文学内涵,同时也以文明大国的文化优势,对东亚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影响到这些国家历史、文化与文学的建构。
平凡世界里面的平凡人生,都是一个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却一直坚守着自己的原则,在不确定的生命流动中,把惊心动魄的寂静变为深沉的生命脉动,向人性的深谷不断眺望与憧憬。 在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的当代社会,我们越来越关注现实生活中底层民众的生活状态,在拷问人性的同时,也不断探寻社会发展的轨迹。
一个初看令人觉得尴尬的事实是,但凡离文学越远,凡尔纳所获得的评价往往也就被抬得越高。被科幻小说框定了眼界的“科幻迷”们,甚至发明了“软科幻”与“硬科幻”这一对强行彼此对立的概念,并且往往倾向于推崇凡尔纳式的“硬科幻”;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工作的读者,则动辄追述凡尔纳作品当中的预言性和科学性,美国的潜艇发明家西蒙·莱克干脆将凡尔纳奉为“我一生事业的总指导”———我们也很容易知道,世界上第一艘核潜艇“鹦鹉螺”号,恰恰就是借由凡尔纳小说中描绘的潜艇来命名的。
图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