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下午14-18时，美国汉学家大会“汉学史与汉学教育研究（分论坛I））”于世界汉学中心澳洲厅顺利举行。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青岛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布里斯托大学等国内外高校的11位教师及硕博生进行发言分享。分论坛下半场由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聂韬主持，南京农业大学教授王银泉与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副教授、人类学系主任庄思博（John Osburg）评议。

　　主旨演讲

　　下半场发言

　　陈浩（上海交通大学）

　　题目：夏德与美国实证汉学传统

　　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陈浩的发言围绕德国汉学家弗里德里希·夏德（Friedrich Hirth）展开。夏德作为一位杰出的汉学家，继承并发展了古典语文学的方法，通过音韵学等手段验证汉语音译的准确性，强调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广泛利用和验证其他史料，从而确保学术的严谨性和可靠性。夏德与儒莲（Stanislas Julien）等著名汉学家一起，为汉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夏德对哥伦比亚大学汉学系的发展，乃至二战前的美国汉学研究范式，都具有深远的影响。陈浩教授通过对夏德的详细介绍，突显了其在汉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学术贡献，展示了汉学研究在全球知识体系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王文婧（内蒙古大学）

　　题目：美国汉学家柯润璞国内外研究综述

　　内蒙古大学博士研究生王文婧阐述了其与内蒙古大学教授刘瑾玉的研究成果，介绍美国著名汉学家柯润璞（James Irving Crump, Jr.）。柯润璞主要贡献在元杂剧研究领域，其代表作《忽必烈汗时期的中国剧场》是这一领域的奠基性著作，深入探讨了元杂剧的文本内容和表演场景。他在平话、小说和院本等古典文学的研究和翻译上也有突出贡献，尤其是对《战国策》和《搜神记》的译介。国外研究主要集中在柯润璞的几部重要著作，探讨了其研究方法和译文特色；国内研究则关注其元杂剧研究和翻译思想，逐渐深入其在不同领域的学术成就。柯润璞的研究持续影响着后来的学者，对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的传播和研究有着深远影响。

　　姬艳芳（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题目：法国汉学家戴遂良的中国学研究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姬艳芳在发言中介绍了法国汉学家戴遂良（Léon Wieger）的中国学研究，全面地回顾了戴遂良的生平、学术成就及其在汉学领域的贡献。戴遂良在中国的46年中，广泛研究了中国的语言、文学、哲学、宗教、民俗以及历史，编纂了大量的汉语教材，这些教材对西方学习汉语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戴遂良以其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深入的实地研究著称，在研究中注重结合中国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实际，尽力避免西方偏见的影响。姬艳芳表示，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帮助揭示戴遂良对汉学发展的长期影响，并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理解。全面考察戴遂良生平及其汉学著述，可以管窥期在中国传统文化西传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李瑞玲（北京师范大学）

　　题目：19世纪美国来华传教士汉学文本中的中国形象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李瑞玲梳理了19世纪美国来华传教士关于中国形象的相关论述，如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志略》，进而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四个角度分类总结这些汉学文本中的中国形象并阐述各自形象形成的原因。从书写体例、对位结构、图文注释等方面探索这些汉学文本对中国形象的建构、书写策略。这不仅有助于理解文化差异，还为探讨当今中美关系提供基础。李瑞玲最后基于中美关系可持续发展和中美文化交流的立场，提议促进文化理解与尊重，推动世界文化多样性，避免文化同质；还需培养新时代汉学家，重视语言在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使文化交流更加便捷高效。

　　刘子浩（山东科技大学）

　　题目：近现代美国汉学家和中国形象的域外转变

　　山东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刘子浩探讨了近现代美国汉学家对中国形象的构建及其转变。研究背景涉及形象学和西方对中国的认知，从早期的“中华大帝国”到“黄祸论”，再到现代的“中国威胁论”，这一过程反映了文明冲突论的影响。魏斐德、魏根深、施坚雅等汉学家的相关著作和观点揭示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内部发展和现代化潜力。斯诺和傅高义等人通过其著作，展示了中国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真实情况和改革开放的成就。刘子浩强调儒家文化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其在现代性问题上的解决潜力，以及新儒家对现代西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补充和修正作用。儒家文化的内在自由传统和集体价值观对当前全球文化困境具有重要启示。

　　郭舒佼（布里斯托大学）

　　题目：20世纪汉学传播媒介的文学转向及其影响——以阿瑟·韦利汉学译述的刊发与出版为例

　　布里斯托大学硕士研究生郭舒佼首先介绍了汉学刊物的分类与功能，强调了《中国评论》和《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在汉学传播中的重要地位，提到了艾约瑟、理雅各和翟理斯等重要人物，他们为汉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阿瑟·韦利的媒介选择是一个重点，郭舒佼详细描述了阿瑟·韦利如何通过文学性媒介，如乔治·艾伦与昂文出版社，推广汉学。在汉学思想观念的嬗变部分，郭舒佼分析了阿瑟·韦利与传统汉学的差异，以及其翻译理念与文学性传播策略。在刊物与出版社在社会观念变革中，阿瑟·韦利的文学性翻译取向成为纸质化传媒汉学发展的成功典范，对后来的专业化汉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下半场评议

　　在下半场评议时，南京农业大学教授王银泉针对六位发言人的交流汇报，进行了针对性的评议。他指出，16-18世纪的欧洲与现在的欧洲并不完全是一个概念。汉学在欧洲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德国的汉学传统同样精彩而且起源很早。德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就是人称“大选侯”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国奠基人腓特烈·威廉创办的，随后他委托荷兰东印度公司（VOC）的两位德国籍植物学家伦普夫和克莱耶尔在东印度采购中文图书进行收藏，同时还由图书馆首任馆长安德烈亚斯·缪勒研制了欧洲最早的活模汉字印刷，即著名的“华文印字模”(Typographia sinica)。在缪勒与大选侯闹翻后，62岁才开始学习汉语的御医门采尔成为第二任馆长兼中文图书管理员。来华西人柏应理于1687年刊印巴黎《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之前希望在书中插入一些汉字，为此他带着中国助手沈福宗一同前往欧洲并在抵达欧洲之后前往柏林拜访大选侯，就是因为这个图书馆有这套汉字木活字，后来因为印刷困难而放弃。在中医西传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荷兰东印度公司首席医生克莱耶尔关于艾灸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发表在德国国家科学院的前身、1652年成立的利奥波第那科学院（Leopoldina）的院刊上。此外，德国萨克森选帝侯兼波兰国王奥古斯德二世是史上有名的中国瓷器疯子，1717年不惜用600名萨克森龙骑兵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换了151件康熙时期的青花瓷，史称“龙骑兵瓶”或“近卫瓶”，此外，德国著名的迈森瓷器的烧制更是受到中国青花瓷工艺的启发，这些史实都充分诠释了中国文化在欧洲的巨大影响。针对三位发言人谈到早期来华西人对中国历史文化开展的研究，王银泉教授指出，无论是传教士汉学家还是专业汉学家，他们都对中国形象开展了解读并构建了各自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但是建议第一要聚焦研究主题和时间段，第二要有对比研究，尤其是在这方面的研究不可以缺乏对历史脉络的系统性和整体性的了解，否则就会出现误读和误判，学术写作会进入误区，甚至会出现明显的史实差错，造成以讹传讹的学术笑柄。

　　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副教授、人类学系主任庄思博主要从汉学家的研究视角进行评议，讨论了汉学家在研究中国时所接触的具体层面，包括书籍、艺术品、社会阶层等，表示这些视角决定了他们对中国的理解是否全面。他指出，汉学家所研究的中国的时代背景对他们的研究具有重要影响。例如，某些学者可能只关注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国，这会影响他们的观点和结论。庄思博还关注汉学家的个人动机和兴趣点，探讨他们为何被中国的某些方面吸引，这可能反映出他们对自身社会的某些不满或寻求对比的需求。总之，庄思博的评议强调了研究中国的汉学家所接触的中国样貌、时代背景以及他们的研究动机对其研究结果的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