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该文原为作者2021年10月20日在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举办的“一带一路汉学研究论坛”上所做的现场演讲，对海外汉学近些年来有关“早期中国书写”研究的主要思路做了一个理论上的疏解，涉及对“书写”概念的界定与辨识，此项研究中包含有哪些重要的问题意识，写本时代的一般“场域”特征及其与刻本时代的差异，写本文献与传世文献之间的关系，书写研究在海内外兴起的原由，海外研究的若干特点等，由此而从一统观的视角出发对书写话题下呈现的一些重要问题做了基于自身独特理解的、深入浅出的阐述。现稍加整理，以飨读者。

关键词：书写 中国早期书写 海外汉学 写本时代 刻本时代

在上周，接一带一路研究院领导的邀请，希望我能给大家开个讲座，谈谈近年来国际汉学领域中出现的，在波及面上比较广泛一些的，同时又能与国内的研究有所衔接与呼应的前沿性话题。虽然这项任务有些艰巨，但因近一段时期以来自己也一直断断续续，有心无心地关注过这方面的信息，以为不妨借此机会将一些想法与材料整理一下，也就应下了这门“硬差”。

就汉学研究而言，现在也有比较细的分科，不少学科都有自己的新话题，但是能够较大幅度地跨越不同学科，引起多个学科学者关注，并且还在持续开拓中的前沿话题并不算多。如果以上述提到的这些要求来看，并集中在对传统中国研究的领域之中，据我的了解，至少有两个话题可以提出来说一下。

第一个话题，我称之为“全球化叙事中的中国”。主要涉及两个层面上问题，一是16世纪以来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是如何将中国裹挟其中的；二是在更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是如何借助自己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优势，构建出另一种波及全球或带有较大局域性的流通网络的。

第二个话题，我称之为“早期中国的书写”。近年来，随着各种要素的集结，并重叠了多个学科的诉求，也出现了一种看似并不十分陌生，其实又具有重大开创性的话题类型。鉴于我自己也参与了相关的研究与讨论，相对会对之更为熟悉一些，因此今天还是想给大家梳理一遍在该话题下形成的一些主要思路。考虑到这一课题涉及的问题相当庞杂与纷乱，主要还是先将形成思路讲清楚，而不是单纯罗列现象。

尽管“书写”这一词语是一个常用、常见的熟语，在我们平时的表述中也随时会用到它，看起来似乎并无值得深究之处，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一种特殊的历史境况，并将这一术语加以“论题化”（make it proposition, or topics）或理论化，是可以从中提炼出一种具有深度阐述效应的学术命题的。我所说的这个历史境况，落实到一个具体化的事件，就是印刷术的诞生，及它所造成的对历史走向的巨大改变。长期以来，我们治史，一般多会关注政治、经济、思想与文化（如儒学、佛学、科举等）等重大事件对历史进程造成的影响，而很少考虑技术是否也有“撬动”历史的作用，但事实上，技术对历史的改变有时是更为深层与长期化的，关于这点，在今天的时代里或许会看得更为清楚一些。近些年在国际学术界，也包括汉学领域中兴起的“物质文化研究”应当也含有这一层意思，为此，也应当出现一种“技术考古学”（更狭义地看可称为“Media archaeology”）这样的研究类型，在这里，我们套用了福柯“知识考古学”的说法，但知识考古学考察的主要对象是“话语”，偏重的仍然是思想史层面上的意义，所取角度是不同的。

在中国，印刷技术的出现，虽然在唐代也能找到一些迹象，但学术界一般还是将宋代（大约11世纪）确定为其正式起始的时间；在欧洲则是要到15世纪才为德国人古腾堡所发明。麦克卢汉有一本书的书名就叫《古腾堡的星光璀璨》（The Gutenberg Galaxy），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也是从这一事件出发来讨论欧洲民族主义诞生的，以此表明印刷技术（印刷资本主义）的出现对观念史具有的某种先导性作用。在当代西方汉学中，近些年来也有许多学者对宋代，特别是明清时期以来的这一情况做了多角度的深入研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在此暂时不做展开。

从这一类技术对世界生活的影响看，我们也可将印刷术发明前后的人类历史驳分为两个大的时期，将这之后的时代称为“刻本的时代”，而将这之前的时代称为“写本的时代”。在印刷技术出现之前，我们所能见到与获取的所有文本、文献都是手写的，先是写在简帛上，后来是写在纸张上，也有写在碑石、器皿等上的，由于帛与纸张属于易腐的材质，千年之后，实际还能见到或常见到的主要是以竹、木简为主的文本，它们也是早期阶段最为常用的一种材质。纸张在东汉以后才发明，但大量用以书写要更晚一些。凡此，都决定了所有的早期文本（这个“早期”的术语在我们所述的语境中也可一直延伸到隋唐时代）必然都是一次性手写、书写出来的，在理论上不存在第二个完全相同的复制品的，我也首先是在这一意义上来定义“书写”这一概念的。在早期的情况下，“书写”，就其作为文本、文献的成形方式来说就是第一性的，甚至是唯一性的。在这样一种确定的思考之下，书写的各种意义也就会被瞬间突显出来，并随之带出一系列值得追问的，同时对于后世的认知方式来说也是比较独特的问题，我不妨在此先列举一些：

首先是，早期的书写需要哪些来自于物质、智能（比如识字与阅读能力）或制度方面等的条件，它们是稀缺性的，还是像后来那样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如果是稀缺性的，那么在早期的传播中占据有怎样的比重？哪些事才用以书写，哪些人具有书写的资格或权力？有关智能方面的条件还需进一步考察的问题当然还有很多，比如书写者是通过哪些具体途径获取这一技能的，早期的识字一般依据何种可资参照的字谱、字汇等，它们又是如何编制出来的，等等？

如同我们所知，后世留存的大量先秦时代的著述，包括经传以及大量的子语类著作等，很大一部分都属于对口传的再记录，这点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我们能去分辨哪些文本是属于即时记录的，哪些又是在连续性口传之后被记录下来的？如果文本是通过连续性的口传才最后被著录于简帛上的，那么中间会出现哪些符码上变化？如果连续性口传在大多数情况下有赖于记忆的功能，那么早期的记忆会有哪些主要的方式与特点，口传与记忆的方式与痕迹也会在后来录写下的文本中保存下来吗？

在以口传为主的时代，在不同地域的交流中，人们是如何克服方言所带来的障碍的？方言在发音、用词等方面的差异是否也会造成不同区域间在书写上的一些差异，或在一种“统一”的口头语言及其书写中（比如在笼统假设的“雅言”中，其实问题远非那么简单），方言的异质性是如何被排除出去的？

口述与书写之间也存在着制式上的区别吗？更深一层地看，从口述而至书写的转换，也就是从“听”至“观”的转换，是否引发了身体技术上的一些变革？具体到早期中国的历史进程，这些变革又带来了哪些社会理念与机制设置方面的重建？与之相关，像“文”与“文士”等的出现，又是如何与这种转换关联在一起的？又比如，扩展一些看，早期的佛教是如何通过这种转换而重塑其识解、观想与传授等方式的？

既然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所有的书写都是单次性的，那么后来出现的重复性书写有可能形成对前一文本的准确复制吗，还是更有可能出现改写、错写、编写等的情况？当出现可以比较的同类异本时，我们又根据何种原则来判断哪些是更早一些的文本，后来的书写又是怎样形成对原件的“忠诚”或“背叛”的？进而言之，如有更多的同类文本出现，我们有可能梳理出这些文本间错综复杂的传播路线吗，比如它们究竟是由单线传播还是多线传播而来的？不同类型文本的传播方式又有何不同？

在以口传与手抄为主的时代里，特别是在先秦时代，我们在后来通行的所谓单一“作者”（author）的观念或概念在何种意义上是具有实质性意义的？还是说，在早期的情况下，文本的“公共性”的观念会更占据上风？如果后一种现象是普遍存在的，那么会对文本的制作与形成面貌带来怎样的影响？根据不同类型的文本，我们又怎样去分辨早期的述者、作者、编者、写者等不同的角色在书写流程中的作用或关系？

真正私人化的、便利化的书写是何时开始的？即便如此，当时人会有印刷时代所称的“出版”或“发表”的意识吗？他们是怎样看待后来具有的“发表”这一概念的，在哪里“发表”，以何种方式“发表”？ 

竹简或木简的材料特征，是否也会对书写造成一些特定的限制，比如我们需要更为节省地来叙述事物与表达想法，这对古汉语句式与文体的形成是否会有一定的影响，以至于进而造成了它与古代白话（口语）之间的某种分流？假如这点可以确定，那么在将一种日常思维转化为书面思维的过程中在信息传递上是否也会产生某些变化？

竹简与木简的书写在形式上显然也不同于在纸张上的书写，更不同于后来在刻本上呈示的样式，那么它对于早期人们的阅读经验、学习习惯等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在早期这样一种特殊的语境中，像“传”、“说”、“记”、“书”等许多文体概念最初的含义分别是什么，从书写的意义上看其生成的流程是怎样的？还有，从已发掘的早期文献中可知，当时的书写文类，特别是实用性文类，其实要比后来学者概括出来的还是要广泛得多，与之同时，跨文类的现象也不少见，这对于我们重新思考中国文体学的面貌有哪些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如果将书写的概念扩展到整个“制作”活动，那么势必也需将对各种文本（文献）的辑录活动也纳入考察的范围中，毕竟我们后来所见的大部分早期文本都是以不同的方式辑录成册，并被限定在一个提前设计的组织框架中的，如此一来，也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辑录是如何在重塑原初文献形态与秩序等的过程中发挥其特殊作用的？每一次辑录又都会受到哪些观念指令的影响？

如此等等吧，以上只是我所能想到的一些问题，有些是从现有的研究中概括与提炼出来的，当然不限于此，肯定还会存在不少由此延伸出其他问题。

此外，正如学者们已注意到了，一些由权力机制制造的重大事件，也会对早期的书写文献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如秦始皇焚书，使得先秦时代的大量书写物被付之一炬，难觅踪影（虽然到至今这还是个“概念”，我们并不清楚焚了多少书册），接着又推行“书同文”的政策，由此而出现了文字书写形态上的即“古文”与“今文”之间的第一次断裂，不仅引发了学人间的长期争执，也给辨识早期文本的实际面貌带来了许多困难。此后，刘向、刘歆父子奉命整理、校勘、编订所存的内府藏书，并将它们重新誊写在另一批新的竹简上，这种对原有的文献秩序实施的大规模重组，又造成了文献形态上的第二波断裂，早期书写的面貌也为之变得更加模糊了。凡此，都对确认之前的书写实况提出了各种挑战，这也是为何自东汉以来中国的考据学（基于一种文字与文本勘比的学问）会如此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相比之下，在欧洲，直到17世纪，“学者”们最为热衷的仍然是以释义为主的解经学（阐释学），两种知识形态仍然是有较大区别的。据之，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如果单单凭借对现存文本的信赖而不对更深入一些问题加以追问，便很有可能忽略事实链条中的一些十分重要的环节。这一类问题的出现，其实都与中国早期书写的特征密切相关，在刻本时代一般是不会有的。当然，如果较真起来，我们也应当相信，并不是所有的历史问题都能凭借我们的智性得以解决的——这已经是另一个层次上的话题了，有机会以后可以再聊。

顺此，也似有必要对书写的意义做点阐述，可以以某一个朝代为例，比如以汉代为例。首先，如果没有书写及因这一活动留下的文字痕迹，那么整个汉代的历史在后人的眼中就可能是漆黑一片，就像我们无意中将电视调到黑屏状态时所见到的景象，历史的确如实地发生了，但如果没有书写，它是怎样发生的却无法为我们所知。再则，即便是就当时来说，书写的意义也不可低估，随着社会的构成愈趋复杂，特别是汉代的疆域已经大大扩展，因此也会对帝国的行政运行体系提出更高的要求，它已经不可能像之前那样主要凭借口头的信息传递就能够管理从朝廷到属县、到村寨的各种繁琐事务，而是还得有赖于书写出来的文书、文牍等，并为之创建出一套新的信息储存与传送方式，才能满足政府日常运作的基本需求（其实我们从里耶竹简、睡虎地竹简中均可看到，在秦代，即便是在偏僻的地区也已经施行较为细致的公文与簿记制度），这也使书写功用得到了大幅的扩展，以至于我们很难想象没有书写的汉代社会是怎样运转的。再以个人化的撰述为例，比如像司马迁、司马相如等的书写，也为时人创造了一个“想象的汉代”，然而通过细究仍然可以看到，他们的作品并不是对完整的社会生活的一种描绘，而是从写作者的观念体系出发的一种带有建构式的文本展示——这当然也是由凡是书写都会具有的“集中化”功能造成的，书写，为此也引导着人们的思想与精神走向，这在每一个时代恐怕都不例外。凡是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研究书写的理由，虽然这部分理由仍属更为外在一些的。

让我们再回到对书写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的探讨。对之的研究，首先触及到的便是书写的一系列前置性条件，有些我们在上面的例说中已经提到，总起来看，这些条件既有物质的、技术的，也有制度的、政治的，还有语言的、文字的、文法的、文类的，等等，它们都会在每一次书写活动中显示出其作用来，并规定着书写的各种可能与限度。此外，书写的动机、书写的观念、一个时代的识字能力或概率等，也都会对书写带来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将这些综合起来看，也就构成一种具有某种整体性、综合性效果的早期书写的一般性“场域”（我希望大家能仔细体会下我的这个很关键的用词）。毫无疑问，早期的这个书写场域与刻本时代开启之后建立起来的那个场域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在这样一种观照之下，不仅书写本身成了一个需要去进行系统性考察的大问题，与之相关，也能让我们更为清楚地看到过去已有的研究到底遗漏了哪些重要的环节或要素。

从上面的简要描述中，我们是否体会到了书写研究所具的一些意义呢？在场的有的学者可能会问，如果从当代学术研究方面看，这一新的趋势是如何形成的呢？关于这一点，的确很难说清楚，即便是以近20-30年的研究情况来看，似乎也很难厘出一个确切的起点，或为之勾勒出一条单线行进、眉目清楚的线路。这一方面是因为直到目前，学界尚未在对这一概念的界定上形成较为统一的意见，多样化的相关表述与实践一直存在于似曾相识的各种研究中，另一方面，也与这一议题波及的范围之广有关。它并不是由某一位或几位学者独立发现或提出的，而更像是由多个源头汇聚而来的。

比如以中国国内的研究来看，这一态势在近年来的逐渐扩展，既与对“文”的观念的原初性特征的重新思考，也与对各种早期“文类”生成的功能性分析等相关，同时又裹挟了来自于比如经学、史学、语言学、考古学、甲骨学、简帛学、金石学、宗教文献学，以及在一些区域性专学如敦煌吐鲁番学、西夏学等研究中点滴积累起来的一些经验。虽然这些研究原来都有自己传统的学科定位，但是当这些领域中的有些学者开始较为明确地意识到在自己对文献或文本的研究中，有一个“书写”的问题存在时，就有可能意味着会对这一新的话题做出推进性的姿态。

在欧美汉学中，也有以上所说的这些学科分类及由之延伸出的相关研究，同时，又受到来自于西方的一些学术与理论资源的影响，比如像当代古希腊研究中的“口述诗学”、中世纪研究中的写本学（codicology，manuscript studies）、古文书学（diplomatics）和古文字学（paleography），以及像欧美近几十年里涌现出的对书籍史、识字史、物质文化史等的开创性研究，都会给不同的学者带来参差不齐的影响，这些我们都可以在阅读他们的著述时体会到。因此，汉学的视角也多少会有异于中国学者的研究。日本的汉学研究近年来与中国学界的交流比较频繁，但他们似乎也有一套自身的研究“法门”，并在广义的写本学领域中逐渐发展出一种自带标记的研究取向，尤其是在对书写的形制研究、书写与制度交涉的研究等几个点上，有一些新的开辟。尽管受到机制与人员的限制，无论是欧美还是日本等汉学界的这一类研究在规模上都相对不太，但却表现出了一种积极活跃的状态，并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就。鉴于目前在这一范围内已然形成一种国际化流通与互动的构局，并展示出了某种合流的趋势，我们有理由将这些现象均汇入到一个相对统一的，并以“书写”为名义的学术总目之下。从后入为见的视角来看，它更像是一种多点生发、跌宕不齐的涌流，各种不同的研究（学科的或类型的）既有自己特定的关注侧面与取法路径，同时又互有缠绕、渗透、叠合，并在前后相续的推进中朝着一个愈益趋同的命题靠拢。

 当然，也有一些重要的，具有某种决定性推动作用的要素还是可以梳理出来的。其中，在这之间发生的最为重要的事件，莫过于多种早期简帛文献在近几十年来的井喷式面世。这些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从确定的文物存放地发掘出来的（因此也会受确定环境的制约，早年发现的文献基本上都属于这一类），第二种是已经离开了确定的存放地，从文物市场上回收来的（后期的几批竹简多来自于这一渠道），但不管是哪一类，这些文献的大规模出现，既为早期中国史各层面的研究输送了一批新鲜的素材，也因为这些材料所显示的特殊性，从而为我们对早期书写活动的识认与判断提供了大量一手的、现场化的、可视化的（也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证据，它们也是当时书写的最为直接、最为真实的证据。以可视性材料这点而言，尽管自20世纪初年以来也在各地发现了一批这样的文献，如甲骨金石、敦煌吐鲁番文献等，但由于受材料在时间与空间定位上的限定，比如甲骨文主要是殷商时期留下的一些皇室的占卜类文字，敦煌、吐鲁番，包括居延汉简等文献则属于西北边地的史料，从而使得研究所能触及的范围毕竟还是有限的。因此，只有当战国与秦汉——在这一漫长时期出现，并记载中华核心区更广大地域历史的原始文献大批问世，而且在数量上达到相当的规模时，才能使相对更为全面一些的考察，以及建立在其上的更具学理化、系统性的分析成为可能，与之同时，它也会反过来刺激与推进早先已有的那些研究（比如敦煌吐鲁番学等）。此外，我想，同样重要的是，这也取决于我们在学术理念上的更新，与紧贴材料的爬梳与考订不太一样，理念上的更新往往有赖于一种“跳出其外”的思维，进而达到一种学术理念上的重设。只有等两种状态（也就是材料的与思维的）都妥然就位时，才有可能真正出现那种我们所说的“论题化”研究的趋向。

那么，这个所谓的新的学术理念又是什么呢？在我们看来，最为重要的一点，便是在旧有的文本（文献）研究中另再辟出一个文本（或文献）生产的层次。请各位注意，我在这里使用的“生产”这个概念，指的是除了（如既往那样）看到已经成形化的文本以外，还需要再探入一步，去发现文本制作（make）的那些机制。在这种意识的指导下，书写这一概念也就从文本、文献原有的遮蔽中浮现出来，被看作文本、文献得以成形（成文、成篇、成书）的一种具有 “生产性”机制的活动方式。在印本通行的时代，这或许算不上什么多大的问题，毕竟情况有所区别，因此，可以直接以印本为据，而不需要去关注某一文本在印刷之前还发生了什么事，然而，如果考虑到在这之前的漫长时代里，几乎所有的文本（文献）都是以书写、手写的方式完成的，特别是，在时间的延宕中那些背后的起因或动因均已变得十分模糊之时，那么，对这类问题以及相关史实的追踪或探索就不仅是无可避免的，并且会在我们持续性的思考中变得愈益重要起来。

诚如所见，在较长的一段时期里，在对古典文献的基本认知中，至少在乾嘉时代已经成为一种主流，支配学者思维的是一种文本本质主义的假说，也就是会预设性地认为存在着一个最终的、并且是可信的文本（或称为母本、初本、原本）。深究起来，这与印刷时代形成的思维有密切的关系，而在书写时代，却不会将之作为一个真切的学术问题来对待，在这里我先不展开讨论。据此，对文本层面字词的正/误判分，以及对一个“正确的文本”或“可靠的文本”的追求，便成了所有文献研究的一个起点，与之相应，“求同”而非“存异”的问题也成了研究者们挥之不去的一种心理固结，这种意识甚至于也顽执地残存于目前对早期出土文献的研究中，可见其影响之深，既然如此，广义校勘学（考据学、训诂学等）也为此而被看作是可以有效地践行这一艰巨任务的完美“科学”。在这里，我们当然不是去怀疑校勘学的有用之处，但是当我们将文本的生成与形构过程同时纳入到思考之中，将问题更推进一步，也就是将书写的机制也当作一个无可回避的议题提出来的时候，那么，也就出现了另一个关注的焦点，从而不仅为早期文献的研究打开了一道隐蔽更深的门户，也借此而将是否有“最终的文本”这一话题括入到一种未知的区域之中。在新的思考光亮中，更为重要的一点，不再是“正确的文本”在哪里，而是首先要搞清楚，这些文本是如何被“写”下来，或被编织成这样或那样的样式，在这一过程中，以及在向后世传递下来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如果这种基于书写的研究重组了文本研究的逻辑，那么也会反射到上一个层次中，进而影响到我们对现存文本及其意义的重估。这种新的思维路径的建立，很自然地也就超越了我们一直纠缠不休的“疑古”与“信古”这种简单化的二分式认识模式。

谈到这里，可能有的学者还会问到另一个问题，这就是，据目前来看，事实上学术界也在较为广泛地使用“写本”或“抄本”这样的概念，在英语世界一般与此概念相对应的是manuscript或hand-copied book等，它们与“书写”可以看成同一种概念吗？两者可以相互替说吗？

关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对写本研究在限定的意义上是可以称作书写研究的，但也可以不是书写研究。就两个概念的差异性而言，首先从术语上来看，“写本”（manuscript）是一个名词，在某种意义上它只是将一般的“文本”与“文献”概念限定为一种手写的“文献”，这当然有其特殊的意义，但也正是如此，在对之的研究中也很容易返回到旧的文献学的老路上（将字面意义的研究或字面上的循环论证作为主要的或唯一的工作目标），这等于是说，材料看起来是新的，视野与方法却还是旧的，并没有突破文本研究的界限，这种情况在目前的研究中也很普遍。而“书写”（writing），无论在汉语还是英语中，它既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动词，刚才我已经指出了，将书写这一命题视为一个新的学术理念，主要还是为了强调文本或写本的生产性或构成性机制，试图寻绎与推求的是藏在文本或写本背后的动能性机制，因此，它虽然也会以写本文献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集中关注的却是另外一套机制，从而引发视野与方法论上的转变。

再有一点，也很重要，这与我们现在对“写本”的意义界定有关，在大多数情况下，当我们提到“写本”的时候，一般指的是狭义的写本，也就是那种前世留存并被后世发现的“可视性”文献（在多数情况而非绝对的情况下也被称为“出土文献”），因此，在通常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将这个概念与我们常用的另一个概念即“传世文献”（the transmitted texts）做对举式的区分，它们甚至被看成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很显然，在这样一种界定中，传世文献主要已被视为刻本时代的产物。然而，从我们的观点出发，流传至今的所谓传世文献事实上在早期也是“书写”或手写的产物，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它们与狭义上的“写本”其实是同一类物品，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仍然是以写本或抄本的方式传播的，只是因为有幸地被后来发明的印刷技术复制下来并得以流传至今，才获得了另一个区别性的称谓。由此可见，如果我们研究的是早期文本的“书写”，那么很显然，与之相关的几乎所有问题也会隐匿在那些后来传世的早期文献当中，尽管在今天我们所遇见的已经是蜕去了原有物质可视性的那些刻本。基于这样一种判断，书写的概念或许更容易破除在我们心理已经形成的那种狭义写本的界限，为此而将所有刻本时代之前产生的文本一起纳入到研究视野之中，在这个前提下，也可以再将两者做适当分辨。事实上，在当前的研究中，也包括在汉学研究中，许多与书写相关的富有新意的研究是从所谓的传世文本入手的，从其文字肌理之中，或通过与其他各种文献资料的比对分析，也可以获得这些文本书写与传播的大量信息。当然也有将二者放在一起的参比性研究，这也是很有必要的。

言及于此，我想，也需要对我在这里区分出的这一组大的概念——“写本时代”与“刻本时代”做一些澄清。在上面，我已经以宋代作为一个大致的分界，来区分两大不同的时代，在这样一种区分中，我们对前一时代的判断基本上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很少有例外的情况，手写化几乎是唯一的文本制作方式，但以“刻本时代”来概述后一时代却还只能是一种“代表性”的说法。我在这里使用“代表性”这一词语，主要还是想提醒我们自己，虽然自宋元之后，刻本的制作已经十分流行，但是仍然还存在几种方式错综并行的情况，印刷术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写本时代就此而终结了，有大量的事实可以证明手稿的持续生产与流通在很长一段时期中依然有其自身的价值，比如剑桥大学东亚系教授彼得·柯尼基（Peter Kornicki）就曾经在一篇文章谈到过这点，有时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有时是为了保留之前的珍贵手迹，有时是为了逃避审查制度，或者为了控制文本的产出，以避免其他人接触到有价值的知识或信息，等等，书写化手稿的存在与流通在整个东亚地区，甚至于在欧洲都一样，至少会延续到19世纪末，这个数量应当也相当之大。因而，在对后一时期的总体状况进行认知与判说时，还是取更为谨慎一些的态度为好。比较遗憾的是，直到现在，无论国内学界，还是国际汉学界，对于宋元之后写本状况的研究，都还是非常薄弱的，在这一方面还未见到更为具体与深入，同时也更具分辨力与整合力的探讨。关于手稿遗失的情况，李约瑟在为撰写《中国科技史》搜集材料时也曾发现，据其所测，很大程度上可能与缺乏手稿的保护意识有关，至于实际状况究竟如何，还可再做些细致的调查。

刚才我更多地谈到的是一般的情况，一般的原理，有些属于对研究状况的概述，有些则是综合我自己的思考所做的发挥，也没有很清楚地将国际国内的情况分开来叙述。后面还留下一点时间，我们可以专门谈一下汉学研究，毫无疑问，海外的这部分研究发展到今日，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成熟的格局，甚至于从早期研究扩展到了唐宋时期的研究（毕竟，唐宋也是写本时代转向刻本时代的关键节点），但由于这一话题的研究在涉及面上相当广泛，留下的未知的空间也非常之大，各种已有的个案研究也会充斥着大量复杂性，至今为止，据我所见，除了金鹏程教授（Paul R. Goldin）在2017年编写过一个海外写本研究的著述目录，还没有学者对之做过系统的，基于学理的整理与评述。虽然我在前些年撰写过一篇简要的介绍性的文章，因为写作时间较早（2012年），这一话题在当时的“成像”还远未像现在这样显明，加之主要是从文论研究的角度来截取资料的，因此只是触及到很有限的一部分成果。从目前的状况看，学界的兴趣主要还是集中在课题的开拓上，一方面，这一话题的研究基础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了，另一面，一切又都还处在持续变动、不断充实的进程之中，远远未及对之做总结性概括的阶段，鉴于这些，并就我现有的精力而言，只能将一些主要的问题勾勒先出来，为大家提供一个可予初步辨识的路径与框架。我也希望有兴趣的学者可以对这些材料做些分类梳理，以逐个分支话题为单元梳理出其基本的思路。这一工作的必要性应当是不言而喻的，可将之作为当代学术史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

当然，有些还是可以谈一下的，比如根据已经成形的这一块，也能从中窥见其发展过来的一些线索。其中，我感到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在这一话题下海外研究相对于国内研究表现出的某些差异性特征，这种差异性既表现在课题的设置上，也表现在方法的运用上，深入地看，都与各自的学术传统相关。值得注意的一个侧面是，相对而言，国内的研究一般会偏向于将这一课题当作一种内部研究，仅仅看作是对中国自身历史状况所做的调查与勘探，也可称之为“以汉语为中心”（汉语同时作为对象、工具与目标）的研究，当然它与柯文当年所说的“中国中心论”不是一码事。这一类的研究模式自然有其自身在学理上的优势，比如注重于对特定语境的细致勘定，并以材料的考认与梳理上见长，等等。而海外汉学家中的一部分学者（不是全部），因为在知识身份上的差异，以及他们所处的学术关联域也与中国学者不同，有时会较为自觉地将这一类的研究放在一个中外、中西比较的视野中去看待，比如柯马丁教授就曾提出过“将中国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大框架之内思考”的建议，这似乎也可看作是他对自己学术所做的一种主动定位。将宽泛意义上而言的这种“比较研究”当作一种思维方式来看待，它既可以是直呈式的，也可以隐含在一个大的思考框架之中，或者是通过“以西言中”（以西方的理论来言述中国之事）的方式来体现出来，毫无疑问，这样一种处理方式会有另外一种特别的效果，是单纯的内部研究无法替代的。当然，如我们所见，比较方法也存在着技术卡位上的难点甚至风险，一旦处理不当或过于突出某种主体意识、理论意识，也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过度阐释的问题。我这里有几则比较典型的事例，因为并不属于本次演讲的重点，就不一一举说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作为一种建议或思考的方向，这一观念还是颇具重要参考价值的，毕竟，中国学术在80年代开始复苏并经历了几十年的“修炼”之后也已愈趋成熟，时至今日，已经可以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来重新设定自己的研究目标，通过放宽眼量，将中国研究同时也视为世界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从单语主义（mono-lingualism）与自我论证的内部循环中步出，走向一种更具包容面的大循环系统之中。至少有一部分学者是可以来做这件事的，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将这项工作仅仅看作汉学的“专利”。虽然目前并不是没有这方面的尝试与探索，但步伐似乎还可以加大一些。

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想再多说几句。从整个人类的历史上看，与其他更偏重口述传统的民族有所不同的是，由于中国是一个最为重视“文”——即“文字”、“文本”、“文献”的国度，因此在早期的历史上留下了巨大的一批书写文献，就数量上看，很有可能比所有民族留存的早期文字加起来还要多（尽管我还没有做过这方面统计）。虽然，所有的文字中都会铭写着民族性的印迹或藏有自身民族的文化密码，但也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将之视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恕我在这里套用了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一个用词，就这一点而言，世界文明也会因中国的存在而变得更为多彩与厚重。因此，对于汉学研究在这方面的介入，我的姿态是乐观其成的，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不仅可以重构出中国文明的一个丰厚侧面，也可就此而展示出世界文明多样化生长的一个重要面貌。正如我们所见，当代汉学的功能（所谓的“汉学何为”）在一个长期的演进过程中也在发生变化，远非以百年前的旧汉学所能比附，国内学术的目标也同样处在一种悄然无声的自我调整状态中，这些都是可以在细致的观察中体会到的。具体到我们所谈论的话题，中国学者完全可以与汉学家们一起，通过不断切磋、协商，以及对研究信息的积极互享，甚至于相互间的纠错等，加深我们对早期中国，进而是人类文明不同侧面的深入认知。再延伸一些说，我们是否也可就此而建立起一个更具自觉意识的，同时也是存同求异、良性循环的话语共同体中，从而为一个更大的人类知识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一个微缩型的示范？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汉学与中国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