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晚，龚古尔奖得主蕾拉·斯利玛尼与格非，在清华大学对话。他们分别从东西方不同视角，谈论了当代文学写作中的女性问题。主持人为法语翻译家袁筱一，同时也是蕾拉两部作品中文版的译者。

　　“婴儿已经死了。”这是《温柔之歌》的开头。正是这句话，以及书中这种冷静、客观的文风，让袁筱一最终答应担任译者。这本书，写的是一起保姆杀童事件。

　　对于蕾拉来说，写出这句话是非常艰难的。她希望自己的写作不要情绪化，但是要营造出恐惧的感觉，要保持距离。某天坐下来，她告诉自己，一定要开始写作了，然后，这句话便脱口而出。

　　为什么要写女性?在谈及这个问题时，蕾拉认为，“女性”本身是让人着迷的主题，女性的美在于其复杂性，而她要做的，是废除关于女性的神话——传统观念认为，女性应该做一个完美母亲，她们只有在家庭中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但女性可以定义自己，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蕾拉认为，自己的文字是冷静的，但对于自己笔下的女性，她是有同情心的，甚至会共情。她不吝于让她们大胆地说出社会中的禁忌。

　　一个仙女般的保姆，一个将孩子及整个房间打点得十分妥帖的路易丝，最终为什么要杀死两个孩子?这是很多读者好奇的一个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蕾拉表示，文学并不是要给出一个答案，文学的意义在于提出问题。她希望带给读者这种不满足感，让读者不断回想，积极地去思考，去提出问题，“这才是文学的道德”。

　　《温柔之歌》的中文版出版时,杭州保姆杀人案也引发了社会热议。然而对于当代的中国文学来说，重要的社会话题不见得是重要的写作话题。对此，格非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目前的中国刚刚面临农业社会的终结，开始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这导致了当前中国社会和蕾拉所描述的那个社会，在时间上有小小的错位。比如，中国的雇主，对待保姆大概有两种态度：第一，雇主把保姆当佣人;第二，雇主本身是农民出身，之后赚钱雇佣保姆，更容易与保姆形成一种平等关系。

　　但中国很难出现像蕾拉小说中的保姆与雇主的关系。格非将其称之为一种无意的虚荣——雇主并未有意表现虚荣，但保姆感受得到。这是由社会组织、社会规则、职业规定等表现出来的，而这在中国，将慢慢显示出来。

　　对于写作，蕾拉和格非都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文学不能改变世界，但也许可以改变读它的人。

　　蕾拉·斯利玛尼是摩洛哥裔法国女作家，于2014年出版小说处女作《食人魔花园》，作品描绘了一位在欲望中困惑与迷茫的当代包法利夫人，凭此作品，蕾拉在法国文学界崭露头角。2016年，她凭借《温柔之歌》获得龚古尔文学奖，《温柔之歌》讲述了一位仙女般的保姆，杀死她照看的两个孩子的故事。目前，她还是法国总统马克龙任命的全球法语推广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