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卫礼贤德译《易经》因为得到中国学者劳乃宣之助，得到了理解《易经》的精髓，所以其翻译准确而实用。不过，他的译本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影响却是主要因贝恩斯夫人将其译为英语而获得更多读者而获得的。该英译本获得国际性影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国际著名心理学家荣格为其撰写了《前言》。另外，德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黑塞对卫礼贤德译《易经》的赞赏以及卫礼贤儿子、美国知名汉学家、易学家卫德明为其英译本撰写的《导言》以及卫德明根据其父亲卫礼贤对《易经》的理解而将英译本合理编辑出版第三版，也是卫礼贤《易经》英译本能够获得国际性声誉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卫礼贤；《易经》研究；翻译；诠释

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是从儒家学说切入的，虽然他后来涉猎的领域十分广泛，对道家学说、中国佛教、《易经》与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与艺术、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史等都颇有研究，但儒家学说始终是他关注的焦点，也是他取得最辉煌成就的领域。以儒家文化为主线，以其他思想文化领域为辅助，卫礼贤形成了自己独到的中国文化观。这一文化观的最突出特征是：与当时占主流的欧洲中心论、欧洲优越论不同，他对中国文化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不仅肯定这一文化在中国和整个东亚文化圈的历史与现实意义，而且承认它对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启示与借鉴价值，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中国文化的崇敬与热爱。

西方的《易经》译本中，没有哪部译本获得了如卫礼贤译本那样享有如此巨大的国际影响。它以英、法、意、荷、西（西班牙文译本就有墨西哥、阿根廷和西班牙三国版本）、丹麦、瑞典和葡萄牙等多国文字作了全译或节译。1990年在皮特哥茨出版的波兰文本也是根据卫礼贤的德译本转译的。

李雪涛评论说，“从实际影响来看，卫礼贤（或为尉礼贤）一生最大的成就无疑是他的《易经》德文译本 ，这部花费了他近十年心血的译本奠定了他在德语学术界的声誉。他对《易经》的翻译和阐释，直到今天依然在广泛传播，并且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从这个译本移译至英文的《易经》（后来同时在美国和英国出版）为他赢得了国际名声。”

1. 卫礼贤德译《易经》与劳乃宣的作用

值得指出的是，跟理雅各的情况比较类似，卫礼贤在翻译《易经》也借重了中国学者的帮助。理雅各主要借重王韬的经学素养，而卫礼贤则主要借重的是劳乃宣（1843—1921）的经学素养。

卫礼贤认识劳乃宣是通过周馥（1837—1921）这一中介的。周馥，字务山，号兰溪，安徽建德（今东至县）人，曾于1902-1904年任山东巡抚。周馥曾建议卫礼贤说：

你们欧洲人总是只在中国文化的外围使劲，你们之中没有谁理解其真正的意义和确实的深度。其中的原因在于，你们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的中国学者们的帮助。你们所认做老师的是已经被解了职的乡村私塾先生，他们仅仅了解表面的东西。因此在你们欧洲有关中国的论述大都是愚不可及的东西，这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如果我给您找到一位真正能根植于中国精神的老师，他会引导您进入中国精神的深处，不知您意下如何？这样您就能翻译一些东西，其余的自己来写，中国也就不会不断地在世界面前蒙羞了。

这段话至少有两层意思值得我们注意：第一、即便是象卫礼贤这样的西方学者或传教士，如果没有一位真正的中国学者帮助的话，无法真正理解中国精神的深刻之处，只了解中国文化的浅层和表面；第二、如果有真正的中国学者之助，那么卫礼贤就可以将中国精神的深刻之处理解透，而且能够将其翻译到国外去，让外国人真正理解中国，而不至于让中国在世界面前蒙羞。

周馥向卫礼贤所推荐的真正的中国学者就是劳乃宣。劳乃宣（1843—1921）字季瑄，号玉初，又名矩斋，晚名韧叟。河北省广平府（今河北省永年县广府镇），中国近代音韵学家，拼音文字提倡者。《清史稿》（卷四百七十二，列传二百五十九）有其本传。

卫礼贤便高兴地接受了周馥的建议，决定拜其为师研读并翻译代表中国精神的中国典籍。对于卫礼贤聘请劳乃宣来青岛主持卫礼贤组织的“尊孔文社”一事，劳乃宣在其《自订年谱》中有说明：

癸丑七十一岁

春……山东青岛为德国租借地。国变后，中国遗老多往居之。德人尉礼贤笃志中国孔孟之道，讲求经学，故设书院于岛境有年。与吾国诸寓公立尊孔文社，浼周玉山制军来函，见招主持社事。适馆授餐，情意优渥。日与尉君讲论经义，诸寓公子弟，亦有来受业者。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卫礼贤真正开始了研读和翻译包括《易经》在内的中国典籍。劳乃宣建议卫礼贤首先研读和翻译《易经》。劳乃宣认为，《易经》尽管不容易，但也绝不像通常大家所认为的那样不可理解：

事实是，最近这一活传统几近消亡。不过他（指劳乃宣——引者注）还有一位依然能接续上古老传统的老师，劳氏家族与孔子后代是近亲。他拥有一束采自孔墓的神圣的蓍草，并通晓如何借助这些来占卜未来的艺术，而这在中国也几乎不为人知了。因此选择了《易经》这本书来予以讲授。

关于劳乃宣帮助卫礼贤翻译《易经》的全过程，在卫礼贤著的《中国灵魂》一书中作了详细叙述：

他先用汉语解释经文，我则笔录；然后我将经文译成德语。在此基础之上，我不看原书而将我译成德文的经文回译成汉语，再由他来比较我是否注意到了所有的细节。之后再对德文本的文体进行润色，并讨论文体的细节。最后，我再对译文进行三到四次修改，并加上最重要的注疏。就这样经过不断的修改，这个译本才得以完善。

劳乃宣《自订年谱》中对他与卫礼贤翻译《易经》一事也有相关记载：

甲寅七十二岁

青岛……战事起，迁济南小住。又迁曲阜赁屋寄居……

……

丁巳七十五岁

……五月，奉复辟之旨，简授法部尚书，具疏以衰老请开缺，俾以闲散备咨询，未达而变作。曲阜令蓝君告以得见逮之牍，劝出走。又移家青岛，居礼贤书院，复与尉君理讲经旧业……

……

庚申七十八岁

在青岛……尉君以欧洲战事毕，回国一行，期明年来。

我们从劳乃宣的《自订年谱》中的一些记载可以得知，1913年（民国二年，也就是劳乃宣《自订年谱》中提到的癸丑年）劳乃宣举家移居青岛。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主持尊孔文社事宜，二是帮助卫礼贤翻译《易经》。但是，时隔一年左右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波及中国。于是劳乃宣逃到了济南和曲阜等地躲避战火。1917年（民国六年）劳乃宣又返回青岛，继续与卫礼贤合译《易经》，一直到1921年（民国十年）去世。这段时间劳乃宣主要生活在青岛，与卫礼贤一起研读和翻译《易经》。到1921年，大体上已完成《易经》的翻译。

图1-1 《韧庵老人自订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一辑）书影

2. 卫礼贤德译《易经》

与贝恩斯夫人英语转译

卫礼贤本为传教士，但是有感于西方文化本身的不足，到了中国之后，深深为中国文化所吸引，认为以《易经》等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正是医治（纠正）西方文化之偏的良药，所以矢志不渝地翻译中国文化，并撰写相关论著。其中，《易经》的德译便是他最优秀的翻译成果之一。

卫礼贤的德译《易经》体例如下：

一是“前言”（Vorrede）；

二是“导论”（Einleitung），其中包括三部分

I. 《易经》的应用（Der Gebrauch des Buchs der Wandlungen）

a）占筮之书（Das Orakelbuch）

b）智慧之书（Das Weisheitsbuch）

II. 《易经》的历史（Die Geschichte des Buchs der Wandlungen）

III. 翻译说明（Die Anordnung der Übersetzung）；

三是《易经》本经（Der Text）

英译本由贝恩斯（Cary F. Baynes）将卫礼贤的德译本转译为英语，有荣格（Karl Gustav Jung，1875—1961）写的前言和卫礼贤儿子卫德明（Hellmut Wilhelm，1905—1990）写的序。英译本也由三卷构成：

卷一：《易经》本经（Book I: The Text），像中文《周易》一样，分上下经两部分。

卷二：其他材料（Book II: The Material），包括“导论”（Introduction），其中有《说卦》和《彖传》；第一部分：A. 基本原则（Underlying Principles）、B. 详尽的讨论（Detailed Discussion）；第二部分由12章构成；最后是“卦序”（The Structure of the Hexagrams），共7节；

卷三：注疏（Book III: The Commentaries），按中文《周易》的上下经分为两部分。

最后是附录和索引。

卫礼贤1924年的《易经》德译本是全译本，包括《易经》本经和《易传》。第1版印了3千册，1937年第2版印至5千册，1950年第3版印至8千册，1951年印数至1万1千册，1956年达至1万5千册，1971年至3万2千册，1983年为8万7千册，到1990年印数高达12万2千册。1956年迪德里希斯出版社在杜塞尔多夫及科隆两地印行一种袖珍本，书名为《易经、经文及资料》。从1973年起以“迪德里希斯黄本丛书”名义发行，由慕尼黑的汉学教授鲍吾刚（Wolfgang Bauer，1930—1997）作序（1990年第十四版）。这一袖珍本收录了1924年卫礼贤全译本的前两篇，第三篇“传”并未列入。卫礼贤1924年全译本尚有下列几种节写本：鲁道夫·冯·德利乌斯（Rudolf von Delius）：《永恒的中国：精神的象征》，德雷斯登，1926年；巴克斯·贝姆（Bill Behm）：《中国的占卜书易经》（Das Chinesische Orakelbuch: I Ging），克拉根福，1940年；慕尼黑/柏林，1955年新版；马里奥·舒柏特（Mario Schubert）：《易经、变易之书》，苏黎世，1949年。

贝恩斯夫人（Cary Fink Baynes，1883—1977）将卫礼贤的《易经》德译转译为《易经》英译，1950年出版。重要的是，我们要记住，这是转译（translation of a translation）。贝恩斯是荣格的一个美国学生，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她与丈夫贝恩斯（Helton Godwin Baynes）一起翻译了几部荣格的著作。1931年，她又翻译出版了卫礼贤德译的《太极金花宗旨》，英译名为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这部书论述的是17世纪的中国瑜珈，荣格给这部译著写了《前言》（Preface）。卫礼贤德译的《易经》在西方世界之所以有如此大影响，贝恩斯夫人译笔的贴切（felicity）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她引入了理雅各的“三画卦”（trigram，即单卦）和“六画卦”（hexagram，即重卦），并使这两个术语得以普及。在德语中，卫礼贤遵循“卦”的中文用法，而将“三画卦”和“六画卦”均译为德语“zeichen”，而“zeichen”在德语中则表示“符号”（sign）之意。

荣格请她翻译卫礼贤的德译《易经》，得到卫礼贤的热切赞同，早在1930年之前，她就开始了翻译卫礼贤的德译《易经》，但是她的翻译工作时断时续。直到1949年才最终得以完成，1950年在纽约出版，1951年在伦敦出版。伦敦版本的版式尤其讲究，但是《易经》经文拆分后被重编入三部分，很多材料重复了，与不同来源的注疏笨重地交织在一起，编排非常复杂。因此李约瑟将卫礼贤的德译《易经》视为“一部汉学迷宫……完全属于不知所云”。

1967年，贝恩斯夫人与卫礼贤的儿子卫德明（Hellmut Wilhelm，1905—1990）合作编纂了第三版（最方便的版本）。卫德明当时是一位美国汉学家，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易经》评论者，他按他父亲的传统对《易经》进行评论。他清楚他父亲《易经》译本完成后中国这方面的后续研究，考虑改变《易经》材料非常（bafflingly）复杂的编排，但是最终无心篡改卫礼贤的德译《易经》。

贝恩斯夫人转译的《易经》英译本存在一些译得不如意的段落，这是因为卫礼贤德译本就没有将原文意思完整译出。例如，贝恩斯夫人将《易经·解卦》中“解而拇”译为“Deliver yourself from your great toe”和《易经·大有卦·象传》中的文字“匪其彭无咎，明辩皙也”译为“the danger of repeated return is，in its essential meaning，deliverance from blame”。这种译文确实使人不知所云。不过，席文等却认为卫礼贤和贝恩斯夫人的翻译不错，至少比蒲乐道的好多了。

3. 卫礼贤、卫德明父子易学研究特点

《周易》内容艰深晦涩，翻译极其不易，但卫礼贤、卫德明父子薪火相传，子承父业，对《周易》从翻译到研究，均作出重大的贡献。现今英语世界最通行的《周易》译本之一，是卫礼贤德译本（1924年第一次出版）的英译。在英译本中，有著名心理学家荣格为之作序，这篇序文已经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文献。

卫礼贤的小儿子卫德明继承了他父亲易学研究的衣钵，发展了他父亲的易学思想。一方面，贝恩斯夫人在将卫礼贤的德译《易经》转移为英语时得到了卫德明多方面的帮助，在编辑其译本时，卫德明对她的帮助也很大，而且卫德明还撰写了英译本第三版的《序言》；另一方面，卫德明也撰写了多篇易学论文和著作，其中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其著作《易经八讲》（Change, Eight Lectures on the I Ching）和《<易经>中的天、地、人》（Heaven, Earth and Man in the Book of Changes）。

对比研究卫礼贤、卫德明父子的易学研究，我们大体上可以得出他们的易学研究具有如下三个特点。

其一，比较忠实地继承中国的传统易学（尤其是义理派易学）思想，弘扬义理派将易学与当代生活紧密结合的传统，坚持认为易学史对现代人直接有益的活传统，而不是文化博物馆的古董。在20世纪20年代，卫礼贤曾在北京大学任教，在当时，“整理国故”与“疑古派”的思潮有很大的影响。在包括《周易》经传断代等一系列问题上，卫礼贤更多地接近传统，与疑古思潮有一定的距离。必须指出，山东名儒劳乃宣（1843-1921）对卫礼贤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其二，卫礼贤对《周易》的解读，并不仅仅是书斋式易学研究的结果，它还体现卫礼贤对当时欧洲文化命运（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德国）等重大时代问题的思考，这些思考是在与同时代的荣格、黑塞等人的讨论与碰撞中产生的，因此，卫礼贤的《周易》翻译与研究，是欧洲知识分子为了拯救自身文明与民族国家的命运所作努力的一部分。

其三，将卫礼贤、卫德明父子的研究与传统易学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它们经得起学术史的考验。这说明，尽管东西方在易学研究上存在一定的差别，但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却能够超越语言文化的界限，具有沟通对立。推动不同文明进行友好对话的功能，并在对于特殊性与差异性的精细阐发中，打破古今中外的隔阂，通达透视人类共同意义世界的崇高境界。

4. 卫礼贤《易经》译本的影响

胜雅律（Harro von Senger，1944—）认为卫礼贤的译著此后之所以取得如此影响，首先应归功于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和德国作家黑塞（Hermann Hesse，1877—1962）。一方面，荣格的德裔女学生、心理学家贝恩斯之所以会将卫礼贤德译《易经》转译为英文，是因为荣格认为她有能力将如此重要的文本翻译成英文，而且这一工作值得去做。另一方面，荣格在认识卫礼贤之前就已熟悉理雅各所译的英译本《易经》，认为理雅各的这一译本“不大可用”，对于西方人了解这部高深莫测的书几无可为；而卫礼贤的德译本则准确得多，卫礼贤殚思竭虑为理解《易经》的象征意义铺平了道路，因为卫礼贤抓住了《易经》的活生生的意义，从而使他的译本达到的深度是关于中国哲学的任何单纯的学院知识所永远望尘莫及的。贝恩斯的英译本收入“万神殿丛书”，1950年以两卷本在纽约出版，荣格以73岁高龄为该译本撰写了序言。这一序言充分体现了荣格的易学观，对该译本在西方世界的传播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据相关资料，尽管后来另有约15种《易经》英译本问世，但卫礼贤—贝恩斯所译的《易经》迄今以各种版本在全球发行了近一百万册。荣格的易学观还体现在他将易学思想运用于心理学中，发明了“同时性原则”这一概念，从而让易学思想在西方更加深入人心。

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是二十世纪的著名作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他对于中国古典经籍非常感兴趣，阅读过多种典籍并将其中的一些思想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例如《论语》、《庄子》等。不过，黑塞最感兴趣并对其创作具有持续影响的典籍主要还是《易经》。他为《易经》的预卜力量及其图像所吸引，对此作了数十年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为卫礼贤的1924年译本写了一篇十分有意义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发表于1925年9月30日的《新评论》（Neue Rundschau）上。黑塞认为《易经》是一本最古老的智慧和巫术之书，他对此作了深入的研究，并在其文学创作中参考应用，这可从其晚年的小说《玻璃球游戏》一书中窥见（1943年出版）；在这方面他开拓了一个广阔的天地。黑塞对《易经》的理解对20世纪60年代的一代青年，从美国的旧金山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使西方广大学者知道《易经》这本书方面，应归功于卫礼贤。在德译本中，他把“歌德和孔子相提并论”（赫尔曼·黑塞1934年4月27日语）。卫礼贤以艺术家兼诗人的笔法，对原著中词义丰富的中文，找出恰当的德文来解释。然而，正如评论所述，卫礼贤并不总是用同一个德语词来翻译汉语某一词汇。有时他的译文过于精缜，使中文原文中的很多涵义反而被摒弃了。还有，他的译文是依宋代理学的路子来翻译的，这只代表诸多《易经》传统中的一种解释。卫礼贤理解《易经》主要是根据“十翼”，即《易传》，而不是根据《易经》的本经，因此基本上并不反映《易经》经文核心部分的真正原义。这些都是其不足之处。因此，在西方，由卫礼贤译本传播而形成对《易经》的理解，就不无偏误之处了。

卫礼贤经由译介中国经典和论说中国文化所产生的影响，真可谓深远。且不论这种影响在广义的西方世界是如何流传的，仅就其时的德国语境来对他的思想史略加考察，著名德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黑塞即对其评价甚高：

他（指卫礼贤——引者注）是先驱和典范，是合东西方于一身，集静与动在一体的太和至人。他曾在中国数十年潜心研究古老的中华智慧，曾与中国学苑英才交换心得，不过他既未丧失自己的基督信仰和打着士瓦本图林根家乡烙印的德国本色，也未忘记耶稣、柏拉图和歌德，更没有丧失和忘记他那要有所作为的西方式雄心。他从不回避欧洲的任何问题，不逃避现实生活的召唤，不受苦思冥想抑或美学至上的寂静无为主义的蛊惑，而是循序渐进，终于使两个古老而伟大的思想相交相融，使中国与欧洲、阳与阴、知与行、动与静有机结合起来。所以才会产生他那优美动人的语言，就像由他翻译的《易经》那样——歌德和孔夫子同时娓娓而谈，所以他才能对东西方这么多高品位的人产生如此魅力，所以他的脸上才会带着智慧而和蔼、机敏而谐谑的微笑。

除《易经》译文之外，卫礼贤还著有其他一些有关《易经》的论文和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易经讲稿：常与变》（Lectures on the I Ching: Constancy and Change）。尽管我们通过他的德译《易经》也可以窥见他的易学观，但那毕竟不是他本人的著作，他的易学观在表达时经常受到多方面的限制。

而《易经讲稿：常与变》这本书则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易学观。这本书中的四篇文章分别是他于1926—1929年期间在法兰克福所作的四组讲座，论题分别是“对立与友谊”（Opposition and Fellowship）、“《易经》艺术精神”（The Spirit of Art according to the Book of Changes）、“变中之常”（Constancy in Change）、“死亡与新生”（Death and Renewal）。在这些讲座中，卫礼贤从《易经》中选取了一些文献予以讲解和引申、发挥他所要论述的那些主题。卫礼贤明确表示，他从事这一研究的目标有两个：一是向现代西方人传达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与价值；二是揭示《易经》中所包含的普遍适用的智慧。

彭吉蒂（Birgit Linder）指出，卫礼贤是一位赴华新教传教士，但他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翻译哲学文本。即便儒学在19、20世纪之交日渐式微，卫礼贤还是翻译了《论语》《列子》《孟子》《易经》《礼记》《吕氏春秋》《老子》和《庄子》。卫礼贤的译文质量颇高。根据鲍吾刚的判断，这些译文取得如此之高的成就，是因为它们填补了“一战”后人们在精神上的空白，这堪比歌德在两个世纪前重燃对中国的兴趣时的体验。译文的成功也得益于他“无可指摘而又富于穿透力的语言——既适于传教士的工作，又符合西方—基督教的用语习惯”。

为了纪念自己的祖父，卫礼贤的孙女贝蒂娜（Betina Wilhelm）从2008年开始筹划拍摄一部以卫礼贤为主角的纪录片。该纪录片于2011年完成拍摄，片名为《变易的智慧：卫礼贤与<易经>》（Wisdom of Changes – Richard Wilhelm and The I Ching）。

卫礼贤在中德文化交流中，一直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国文化复兴的伟大时期，重新检视卫礼贤与以《易经》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文章来源：原载《汉学研究》2020年秋冬卷（总第29集），第45-56页。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 （15YBA093）

作者简介：李伟荣，男，湖南攸县人，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域外易学研究、中西文化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