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牛津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牛津社”）举办 “2019牛津大会”，牛津社和出版、教育和科技界的专家和学者一起，重点聚焦讲好中国故事，培养创新型人才，以及计算机教育低龄化等问题。

　　国家新闻出版署进出口管理局副局长赵海云强调了合作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外出版人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实践中，要努力做到：懂中国、懂世界、爱交流、善沟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

　　赵海云表示：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我们在文化对外传播和出版“走出去”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包括牛津大学出版社在内的英国出版界，以及国际出版界的合作。

　　学会合作、善于合作仍是我们需要加强的方向。对内，我们需要横向合作。对外，我们既要对标国际知名品牌，又要与其合作。中青社与布鲁姆斯伯里出版公司（Bloomsbury）成立国际出版传媒中心进而打造对外出版产业链条的方式，我认为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打造高质量的国际化产品，需要形成包括选题策划、内容组织、编辑、翻译、营销在内的流畅的产业链条。纵观我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畅销产品，这些产品基本上都遵循了国际出版的产业规律。

　　另外，在提升讲好中国故事能力方面，也需要进一步贴近国际高标准的对外出版产业链条。目前，业内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下一阶段，希望将这些个体的、局部的经验进一步推广，做大、做强对外出版产业链条。”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副总裁李岩表示，中国出版集团通过广泛开展“一带一路”合作，获得海外传播的经验和成果：第一，版权输出成果丰硕；第二，明星产品不断涌现；第三，国际影响显著提升。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我们的具体做法包括：一是聚焦两大话题，即“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阐释”和“中国发展道路的学术化表达”；二是破解翻译瓶颈；三是倡导本土化写作；四是成立国际编辑部；五是设立中国书架；六是加强数字化出版。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胡华强表示，面对教育数字化的风起云涌，我们正在着力于数字云教育的建设，以及各种教学辅助设备的搭建和推广，以满足读者在新形式下的需求。我们不仅专注于信息技术的知识传播，也关注个体信息素养的培育。我们专注于中小学信息技术教材出版20余年，通过坚持“年年修订、每3年一小改、每5年一大改”的中心策略，以及培训、不定期的教学示范课以及相关竞赛的形式，保持了教材的生命力。

　　牛津大学出版社董事及中国区总经理丁锐发表了题为“光融盛典——融合应用实现教育个性化”的主题演讲。

　　丁锐表示：“牛津社在国际内容和本土教育融合、教育与科技融合这两方面探索，希望以此培养更多创新型人才。”

　　他还发表了对于现阶段个性化教育的看法：“现在个性化教育的弊端在于，对于普通人而言，教育成本的问题一直居高不下。而牛津社也在一直致力于建设‘普惠型个性化教育’。”

　　“讲好中国故事”是不变的话题

　　对于丁锐提到的两方面内容，牛津社一直在不停地探索和布局。

　　在国际内容和本土教育融合方面，牛津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将原版优质教育资源和本土教育及文化有机结合，以更好地满足国内教育教学现状和需求。

　　“引进来”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牛津引进合适的原版教材进行本土化深度定制；

　　第二，引进国际标准，如牛津AQA国际考试落地中国和牛津国际计算教育大纲；

　　第三，注重引进蕴含优秀中国元素的教育资源，比如今年即将推出的幼儿英语分级读物《星星阅读屋》（Reading Stars），它以全球知名的卡通人物探险家朵拉为主角，加入了不少独具中国特色的故事情节，比如探险家朵拉和她的中国小伙伴May一起过春节。

　　与此同时，牛津积极推进中国语言文化“走出去”，在全球语境中的融合。通过出版汉英词典、初级汉语教材以及在全球发行的英语讲中国故事。

　　在教育和科技融合方面，牛津在多媒体平台、互联网+教育和当下大热的AI辅助教育三个方向探索并取得一定成绩，例如，针对低幼儿童学习和兴趣特点，将原版分级读物改编为动画片，寓教于乐；开发了Oxford Reading Buddy和Big Reading Club Online两个在线阅读平台，为学校和家庭提供更具个性化的阅读解决方案；通过电子内容授权将经典少儿英语教材与AI课程相结合。

　　通过这些科技教育的融合，学生获得了更符合他们需求的个性化学习，并且借助互联网平台，使更多更广泛的学生接触到了牛津优质教学资源。

　　大会还针对“如何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这一主题，邀请国内出版人和学者发表了看法。

　　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副局长陆彩荣表示，今年是外文局成立70周年，外文局从选题策划、合作翻译、编辑出版全方位地展开国际合作。中国出版走出去是必经之路，是沟通人民了解的必要方式。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意识形态的障碍，我们希望增强交流、互通，互相理解对方。我们希望中国出版加强与国际出版机构的合作、交流，积极参与国际出版体系的建设、发出中国出版声音、讲述中国故事。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表示，将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阐释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经典故事在世界上的传播广度已经足够了，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这些传统故事和我们现在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很多外国人关心中国人现在的生活，他们对我们有一种“奇特的印象”，而现在他们看到中国发生的巨大的变化，这些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为人类增添了重要意义。中国人一方面要讲好中国故事，更重要的是，也要讲好以中国文字为基础的中国故事，这样能够让孩子理解文化的含义，也能够让成人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翻译人才短缺的问题是目前出版走出去面对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带来了中国的变化，也带来了中国的很多“新词”，这也让我们面对更多的翻译问题。我们需要加强翻译人才队伍建设和编辑队伍的建设，我们也在探索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增强队伍的建设问题。

　　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总经理张纪臣表示，中图公司的业务覆盖70多个国家，覆盖全球1000多个图书馆和书店，版权输出100多种。最近两年，我们开始和亚马逊集团合作，借助海外现成的渠道，使中国市场在海外能够被找到和发现。“走出去”其实就是将书“卖出去”，我们的市场程度化不高，也会影响我们传播的效果。

　　北京出版集团总经理曲仲表示，北京出版集团近年来图书版权输出上千种，与上百家出版单位建立联系。从2012年开始，我们在新西兰、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举办品读北京的巡回展示，向世界展示北京和北京出版集团的图书产品。我们有《十月》杂志，近年来我们成立“十月文学院”，专注做文学作品开发，在布拉格等地建立基地，邀请知名作家加入。走出去不能够自说自话，需要将传播作品与出版社的实际相结合。我们需要“真下功夫”“下真功夫”。

　　小学生开始学编程？没那么简单

　　在本次大会期间，牛津社重点介绍了牛津计算机教育大纲（OIC）。OIC是牛津大学出版社最新推出的国际计算教育的课程指导标准，适应于人工智能时代，包含算法编程、人工智能基础、网络安全技术等内容。牛津大学出版社将提供多系列教科书、教师发展指导以及学生测评等服务。OIC改变了计算机教育的模式，树立全新的计算教育目标，关注学生在信息社会中计算思维能力的训练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小学在校生数量为10093.7万人，初中在校生数量为4442.06万人，小、初生总数超过1.5亿人。而实际上，在低龄人群中，目前接受计算机教育的人数只有1400万人。对于计算机教育以及计算机教育进入低龄化群体的现象，大会也邀请了相关领域出版人和学者进行了讨论。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钟柏昌表示，中国开展计算机教育的开端可以追溯到1981年。1984年，邓小平总书记提出“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这也使计算机教育广泛开展。1999年，英国计算机教育修改原有ICT课标，形成新的Computing课标。2003年，我们开始了针对高中的计算机教育课标，对标英国计算机教育的内容和方式。

　　清华大学出版社社长宗俊峰表示，清华社从事计算机教育的时间很长，当时大家都认为它是一种新的学科和手段，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发展，例如家用机器人等的很多设备进入了大家的生活。清华社很早按照教育部的要求，为计算机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很多贡献。计算机教育可以培养孩子的创新能力，因此我们也出版了面向中小学的很多教育类出版物，无论教育部是否将计算机教育作为必修课程，它都有着广泛的市场前景。计算机教育大规模进入学校是需要时间的，需要不断的摸索，前途光明，道路曲折。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社长刘凯军表示，低龄化对于少儿社来讲是极大的利好消息，低龄化趋势如果转化成实际的市场需求，仍然有很多的路要走。教育部目前在中小学计算机教育方面仍然没有出台相关大纲，这也需要相关部门的进一步工作。目前，只有1400万的群体正在接受计算机教育，这与中国中小学2个亿的群体规模相比差距太大。这也为我们陷入了困局：一方面，我们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另一方面，我们要做的工作非常多。计算机教育天然具有游戏性特征，我们也因此希望在产品中加入这种“游戏性特征”。“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我们也因此希望增加这种乐趣，使孩子、家长、学校都能够满意。计算机教育会成为未来教育的“刚需”。

　　2018年，国内推出了18中信息编程教材，大部分都是地方性教材。江西省也有很多类似的教材，这些教材地域性和资料性都比较明显，而且缺乏对于理论的证实，大部分都存在探索和“做实验”的目的。这也是目前计算机教育教材方面的主要问题。

　　上海教育出版社社长缪宏才表示，目前高中具有国家发布的课标和教材，而中小学校是没有课标的。这也为很多正在出台计算机教育大纲的出版社提供了很多机会。我们不应该先寻找教材，然后将教材带入课堂。学校应该首先开设相关课程，国家或者政府再为其推荐相应的教材。计算机教育面临着本土化的问题，国外的出版教材“原封不动”进中国是不太现实的。

　　浙江教育出版集团总编周俊表示，人工智能的本质是算法，计算机教育也将在中小学的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将计算素养作为学科的核心素养来培养，计算机教育市政府支持、学生需要的教育类型，将会有广阔的市场前景。我们希望帮助孩子形成计算思维，但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学生对于编程课程的兴趣，这需要政府、企业、机构等多方的共同研讨和不断合作。

　　计算机教育和计算机教学的差异是很大的，我们在实践中往往谈论教学环节，而教育则是学习者本身素养的培养。从教育理念来讲，我们并不要求人人都成为程序员，我们需要跨学科的计算机教育培养，从而培养孩子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我们的计算机教育之路将会被极大扩宽。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信息中心数字出版技术总监孙卫表示，目前国内还没有对于“信息素养”提出明确的定义，而信息素养也决定着一个人能否将学到的技术运用到相关的工作和问题之中，而这也是很多人目前缺乏的一种素养。我们需要重点提高素养，而不是提高技术。

　　现在家长的普遍的知识水平高于从前，对于知识水平高的家庭，很有可能帮助孩子进入计算机教育体系进行学习。我们需要在推广方面做出努力，一方面通过家长用户，另一方面通过提高师资力量，推动中小学的计算机教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