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2018年8月，贵州。）

　　易彬：不少材料都提到了“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我注意到，自2010年以来，会议已经举办四届，每一次你都参加了。在网上也能查到你的一些发言和接受采访的情况，比如《中国文学在荷兰的译介状况：困难与可能性》 、《真正的多元文化体验》、《解读中国故事》 、《翻译中国文学的几点思考》 等等，你可否介绍下参加会议的情况，特别是各国汉学家在中国文学的翻译方面，是否达成了一些共识？或者，有没有大家更集中关注的一些问题或者现象？

　　林恪：这是很有意思的聚会。首先是认识了很多来自全世界的翻译者，你会发现，可能来自埃及或者其他国家的译者，和你在翻译同样的书。除了这个场合，再没有别的场合可以碰到那么多来自不同语种的、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译者。每次都有六十人参加，三十个译者，三十个作家，两天时间，最后要谈的，当然是怎么让中国文学走出去。中国作协也会问你，你想跟哪个作家见面，他们都可以安排。六十来个人，很难达成什么共识，但我想，来自世界各地的译者所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那就是中国文学在他们国家的反响也比较平淡。每次会前，大家都写篇两三千字的发言稿，发表在《文艺报》或者其他报刊上，还会编成《翻译家的对话》出版。

（《翻译家的对话 Ⅳ》，作家出版社2017年。）

　　在实际讨论中，每个人都会谈他自己遇到的、想到的问题，很多时候是很具体地谈一些翻译上的问题，比如说如何翻译方言。上一次会议的时候有贾平凹老师参加，有人曾谈到他作品中的方言问题。我在发言的时候，谈到了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西方变成了主流，是因为他接受了西方的主流文化之类的话题。但我想贾平凹老师不会同意这样的说法，他在发言中说的是他希望能给西方的读者看中国的东西。所以，当时还有个讨论，就是太中国化了的作品，还是难以被西方读者所接受。这种文化和差异的问题是大家谈得比较多的话题。当时也谈到文化差异怎么体现在具体的翻译上，比如说，怎么把一些成语、特定的词汇翻译成外语。又比如说，如何处理中文表达中的语法重复问题，一个意大利的译者就专门谈到过语言的重复，西方读者是难以接受的。最简单来说，“我到了车站。在车站，我看到一个人。”或者，“我见到一个人，那个人穿着黑衣服。”在荷兰语、在英语里，不会重复“车站”、“人”，这样的语法问题，在翻译中需要处理。名字也有这方面的问题，名和姓在作品不停地重复，西方读者也会觉得不符合他们的习惯。所以，在翻译《围城》的时候，我也进行了处理，“方鸿渐”就不用“方”，只用“鸿渐”。

　　易彬：你长期从事文学翻译工作，对中西文学又非常了解，对于当代中国作家的写作，能否给一些建议？

　　林恪：很难给建议，我只是有些好奇，当我在说文学传统不同的时候，我经常想问中国作家，他们怎么看，他们在看外国文学作品的时候是怎么想的？是否也觉得不一样？莫言在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有次来比利时参加活动，主办方请我在台上采访莫言。我也问过这样的问题，你不觉得西方文学和中国文学传统不一样吗？他说，你说得对，西方文学的心理分析做得很细，很有科学性，我非常崇拜，也会很享受地看，但我不会这么写。然后，他就举《红楼梦》为例说，曹雪芹不做什么心理分析，但是你一看王熙凤的说话方式，你马上就知道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曹雪芹的伟大就在这里，他只用一两句话就可以向你展现人物的形象。中国很多读者说，我身边也有像林黛玉、薛宝钗这样的人，这就是作品的魅力。他就是这么回答的，他承认中西文学传统有区别。我在一个场合也说过，这其实是美国文化变成了世界文化之后，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占优势的问题。这么多人习惯了看美国的电影、美国的小说，“美国”慢慢地就变成了标准。问题是，为什么一定要要求中国作家的写作符合这个标准呢？这不是我对中国作家的建议，但世界各国都面临这样的状况。有一个说法，也可以当笑话来看吧，等五十年之后，等中国变成了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国家，它的文化影响力也会慢慢地跟着上来，美国不也是这样吗？在美国崛起之前，法国是最大的文化国家，更早是拉丁语。世界和文化毕竟是会发生变化的。

　　易彬：现在中国作家的写作，受市场的影响很大，固守中国文学传统是一大难题。

　　林恪：史铁生的写作不受市场的影响。前面说到孔亚雷，他其实也是一个体制外的作家，他还没有写很多作品，主要是靠翻译。我个人是对他的作品很感兴趣，他写过一些短篇，只出版了一部长篇《不失者》，目前在写第二部长篇小说。我也很期待。

（孔亚雷：《不失者》，上海译文2008年版。）

　　易彬：荷兰文学在中国的情况，也请你介绍下。

　　林恪：从2005年开始，荷兰文学基金会开始参加北京国际图书展。基金会是一个推广荷兰文学的半政府机构，去全世界各地，鼓励他们出版荷兰方面的书籍。基金会做得非常成功，去中国之前，可能只有四五本荷兰小说被翻译成中文，现在十来年间，增加到了四五百种。主要是非虚构类的书和儿童书。荷兰有很多很好的儿童文学绘本，比如米菲兔之类。非虚构类的书也做得很不错，荷兰有很多作家是教授，文笔很好，他们的书在内容上很专业，但文字很活泼，看起来像小说一样。中国的出版商跟我们说，中国缺少这样的书籍，文笔好、有趣味，不是太大众化，又不是太专业化，而是结合了这两者的特点的书籍，比如关于大脑、关于老年痴呆方面的书，关于生物学、天文学或者其他带有科普性质的书，看起来很专业，实际上是用很生动的文字写出来的。荷兰小说被翻译过去倒是不多。

（荷兰金色童书，全20册，贵州人民2016年版。）

　　易彬：你现在是全职翻译者，哥舒老师说，翻译上的辛苦，可以多问问你。

　　林恪：辛苦是辛苦，我一般是很高兴，很自由，时间都是我的。当然也有烦恼，要跟出版社签项目，一个项目完成了，要接着找新的项目。有时候是自己向出版社推荐，像《孽子》、《围城》都是我自己推荐的；有时候则是出版社来找我，苏童的作品就是出版社找到我。这些年来有一个新的现象，很多作家都开始有外国经纪人或者代理人。以前是译者和作者直接联系，就比如说是我去中国找韩少功，跟他直接商量翻译的事情。现在出版社也可以直接和作家的经纪人联系，或者，经纪人找到出版社，出版社再来找译者。从我个人的情况来看，我还是喜欢多向出版社推荐我自己的喜欢的作品，前面说到史铁生的《务虚笔记》，我以后还会向其他的出版社推荐的。

（林恪谈史铁生，英文版）

　　易彬：收入方面的问题能说说吗？你前面说到了，很多中国文学作品在荷兰实际上反响很平淡，这对你们的收入肯定有影响，有版税吗？

　　林恪：出版社的翻译费往往不够，不能维持生活。我们所翻译的中国小说很少能拿到版税。苏童的《米》再版了两三次，拿到了一点点版税。莫言得奖那年，马苏菲正好翻译完了他的长篇小说《蛙》，当时是在荷兰书店唯一能找到的莫言作品的荷兰文版，大家纷纷购买，所以她运气好，拿到了比较多的版税。另一个收入来源是荷兰文学基金会的项目。基金会不仅仅是做荷兰文学的推广，也会帮助我们这些翻译外国文学的译者。基金会每年有两百多个翻译项目，大多数当然是英文，其他的语种每年也都会有项目，中文、日文、韩文，在荷兰是小语种，每年的项目都比较少，中文每年一到两项，多的时候可能会有四到五项。这两个是我的主要收入来源，我自己觉得还可以，反正我的要求也不是很高，过比较简单的生活。时间是我的，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天天做和文学有关的事情，写写文学评论方面的文章。因为每年八月底北京有国际图书展，我会和基金会一起去中国，待一个月左右。

（《中华读书报》2012年11月7日的报道。）

　　易彬：荷兰的汉学研究目前在中国也很受关注，高罗佩的学术著作基本上都被翻译出版了。前几年还有一套“列国汉学史书系”，其中就有一本《荷兰汉学史》。

　　林恪：2014年，著名汉学家伊维德教授主编过一本荷兰汉学的英文著作，《汉学研究在荷兰：过去、现在和未来》（Chinese Studies in the Netherlands：Past, Present and Future）。这本书对了解荷兰汉学的发展很有帮助。我写了其中一章，《在金钱和好奇心之间：关于中国文学在荷兰和佛兰德斯的研究和翻译》，写到了荷兰从明代开始注意中国文学和文化，一直到当代文学的译介。

（Chinese Studies in the Netherlands：Past, Present and Future，Leiden: Brill,2014）

　　易彬：我目前在做的荷兰学者、中国文学荷译者的系列谈话，主要也是想为中荷文化的交流保存资料，这里边有很多人物，很多故事，但国内知识界对此还了解不多。所以，一方面感谢你接受我的访问，另一方面，也感谢你在中国文学的译介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

　　林恪：我其实还在想之前你提到的“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是否达成共识的问题。中国文学在西方的反响是比较平淡，在欧洲的其他国家，法语除外，在德国、意大利，也都比较平淡。当然，荷兰是小语种，市场小，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我认识捷克一对翻译中国文学的朋友，一边翻译一边出书，捷克的人口比荷兰更少，但他们做得挺成功的。他们很热情地去做，邀请中国作家到捷克，去年下半年，余华就在那边待了一个月，去各个图书馆演讲，很活跃。这么热心的译者对扩大中国文学的影响力当然是很有好处的，但我还是想强调的一点是，该如何来看待中国文学在西方文学世界的反响。西方文化现在是整个世界文化的中心，西方人在文化上已经形成了某种惰性，也不是骄傲，是缺乏好奇心，他们习惯于喝咖啡、吃麦当劳，看电影、看书也是一样，西方知识分子和读者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不符合他们的文学传统和评价体系，那它就是不好的、没有价值的。实际上，你看拉丁美洲成功的作家，像马尔克斯、博尔赫斯，也都是符合我们西方文学观念的作家。非洲曾经是欧洲的殖民地，印度也是一样，很多作家从小就接受西方的教育，讲英语、法语，也接受了西方的文化传统和文学观念，也可以说，很多来自南美、非洲、印度的作家，他们已经进入了欧洲的文学传统之中。中国不一样，中国人一直使用的是汉语，中国文学的情形也还是很不一样。所以，当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求中国文学适应西方的文学口味呢？在中国作协举办的“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期间，我偶尔也会和其他非英语、法语国家的翻译者谈到这样的话题。当然，在短时间之内，这样的状况也无法改变。让我们耐心的等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