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载喜，香港浸会大学教授。北京语言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共出版著、译作10多部，发表论文100多篇。主要专著有《翻译与翻译研究概论——认知·视角·课题》（2012）、《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翻译学》（2000/2005）等。主要理论编译著作有《奈达论翻译》、《翻译研究词典》等

　　翻译的"转向"之说

　　有人说，假如当今文化话语中有一个时髦用词，那就非“翻译”莫属。因为，在当下知识、学术领域，几乎没有哪个词哪个概念比得上“翻译”，能如此迅速地由原本相对低微的身份而一跃向上，成为现代文化政治中的一个明星语汇和概念。

　　包括笔译、口译、机译、电子翻译，以及语内、语际和符际翻译在内的一切翻译活动，在以各种形态出现的当今跨文化交际中，无论在传统或非传统，在“地球村”时空里的“网下”或“网上”、“网外”或“网里”，抑或“全球网络信息本地化”的各个层面，都无处不出现它的踪影。

　　然而，语言翻译就像语言本身一样，它作为跨文化交际中最主要的一个手段，作为人类最古老的一种交际活动和沟通工具，我们对它的认识和解释，虽然真切、丰富，却在根本问题上又始终缺乏普遍接受的正确认识。近年来，由于“地球村”现象的存在，翻译研究领域也蔓延出了不少这样或那样的“转向”之说，包括“语言学转向”、“（比较）文学转向”、“文化转向”、“后殖民转向”、“性别研究转向”、“女性主义转向”、“社会学转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些，更是不免让人产生头晕目眩、迷失方向的感觉。

　　究其原因，这些形形色色的各种“转向”，之所以让人头晕目眩、迷失方向，其实并非这些所谓的“转向”不该出现（出不出现是一个客观译学现象，不存在该与不该的问题），而是因为伴随这些“转向”的出现，人们往往会对翻译本质产生不正确的理解或解读。例如，早年随着“语言学转向”的出现，人们便过分倚重语言学的解释功能，认为翻译的本质所属，除了语言还是语言；后来，当译学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出现时，人们似乎又一拥而上，认为翻译的核心，是除了“文化”还是“文化”，从而不免将“文化”无限“崇高”化、“抽象”化。

　　那么，对于翻译和翻译研究中的所谓“转向”，到底应该怎么看？笔者的基本观点是：无论我们怎样谈论翻译的“转向”，或试图提出怎样的“转向”，都必须首先解决有关翻译的最根本问题，那就是：翻译到底是什么？它具有怎样的属性？翻译“转向”之于翻译本质，到底属于何种关系？等等。不解决这些问题，一切所谓“转向”都只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笔者进而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是立足译学辩证论，树立正确翻译与翻译研究观，对翻译研究范式采取开放态度，同时对翻译本质之所在，做到始终坚持不动摇。具体而言，我们可通过以下两个层面上的对翻译的辩证认知，来谈对翻译本质的坚持，以及如何坚持的问题：

　　翻译的文化和语言

　　《中国翻译》和《东方翻译》联合发起的“何为翻译：翻译的重新定位与定义”论坛，第一届、第二届分别于2015年3月、2016年5月在广州与上海举行，两次会议均围绕“当前翻译所处的时代语境和翻译的使命”，就如何重新定位与定义翻译这个主题展开讨论，会议成果也都在相关杂志上发表。这是两次很有意义的会议。两次会议都强调，我们必须以新的，也就是以“文化”的、超越“语言”的视角，去审视翻译，去为翻译进行“重新”定位与定义。对于会议所传递的这个思想，笔者既认同又不认同，或者说在有些方面不甚认同。

　　笔者认为，在译学发展进程中，我们自然必须不断进取，不断创新，但同时却又不宜为了进取与创新，而提出有可能偏离翻译本质意义的路线图，其中包括：太过强调翻译的“文化”性、超越“语言”性；太过强调对翻译进行“重新”定位或“重新”定义，等等。对于可能偏离翻译本质意义的发展路线，我们需要保持一份清醒。我们提倡的是，既强调翻译本质的“文化”性，又更强调它的“语言”性；既强调翻译定位、定义中的锐意创新，又更强调以历史发展为基础的去芜存菁和与时俱进。

　　展开来说就是，从本质上看，翻译本体（指“语际翻译”，如英译中或中译英）只能是或首先是一种语言转换，而不是文化转换，即便可以把它说成是文化之间的转换，这个所谓“文化转换”也首先必然是通过语言作为载体来实现的。

　　当然，不同族群间的跨文化交际活动，有许多本来就可以不需要通过语言载体来进行，如音乐、戏剧、绘画艺术等。但此类跨文化交际活动不属翻译范畴，而如果所涉跨文化交际是指把音乐、戏剧、绘画等艺术形式改变为言语表达形式，或反过来把言语形式（如小说、诗歌等）改编成音乐、舞台表演、画作等非言语的艺术形式，那就是在谈“符际翻译”，因而也不属此处“翻译本体”的范畴。

　　就文本承载的文化而言，语言是文化的基本载体，抛离这个载体来凸显文化，并以此来印证翻译即“文化”行为，在根本上是不适宜的。

　　人们对于翻译的认识，可以而且也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然而，我们却又不能因此而轻言推倒已有认知，对一切都“重新”来过。否则，会引起不必要的认知混乱。以“翻译目的论”的提出为例，在进入译学概念现代化的20世纪中至21世纪之前，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翻译家们普遍把“译文必须忠实于原文”视为至高无上的翻译原则。

　　而今，尤其在西方，在以“翻译目的论”为代表的学者眼中，翻译的“忠实原则”不再无条件地“至高无上”了。在“翻译目的论”的定义下，对于特定的翻译行为（如广告翻译），只要译者认为目标文本达成了预设目的（如成功推销出了产品），即便目标文本并不忠实，也会认为是合格的翻译。乍一看，这显然是对“忠实原则”的背离。但细究起来，其实也并非完全如此：它其实只是在传统“忠实原则”上的一个扩充发展。

　　按照相关解释，特定翻译行为也可将目的设定为“忠实于原文”，这样一来，只有达成了这个目的的译文，即“忠实的译文”，才是合格的译文。正如下面讨论所表明的，笔者并不是“翻译目的论”的倡导者或推动者。在此谈论“目的论”，无非是用它作为例子来说明一点，那就是：即使是诸如“目的论”之类“离经叛道”思想的提出，也往往不能彻底摆脱对已有认知的倚靠或关联。因此，所谓“重新”定位与定义翻译的努力，只能被视作稍带夸张的比喻行为，而不是、也不应该是真正意义上对已有认知的“推倒重来”。

　　绝对的翻译与相对的翻译

　　如上所示，对诸如“翻译目的论”之类的一些现代译学观点，我们不反对它们的提出与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笔者就一定认同或完全认同它们所传达的思想。

　　虽然翻译可以是一个有“目的”的行为，但无论是什么“目的”，只要相关行为仍在“翻译”的范畴之内，它就必须遵循这个范畴的行事规则或规范，否则就不是在谈“翻译”，而是在谈超越“翻译”之外的其他范畴，如完全属于“原创”的范畴。这样就又需要回到翻译的“忠实原则”，而“忠实原则”的核心概念，就是翻译中的“对等”概念。传统上，人们普遍认为，翻译必须忠实于原文，译文必须对等于原文。但“不对等”（或曰“不忠实”、“欠忠实”等）却往往又是翻译中一个无可否认的现象。如何解释这样的现象，这是我们在认知翻译本质时需要面对和解决的另一个根本问题。

　　笔者认为：就其所涉及的“对等”或“忠实”原则而言，翻译是一项具有“绝对”和“相对”两重属性的活动。其“绝对性”体现在我们定义翻译时所倚重的“对等”概念中：假如在所作目标文本与源文本之间，根本不存在“对等”或某种程度上的“对等”关系，或曰“相同”、“相似”关系，那这个文本就根本称不上是翻译或够格的翻译；另一方面，其“相对性”则体现在翻译“对等”的多层级、多程度的特征上。即是说，必须以相对的眼光和尺度，来理解和解读何为“对等”的问题。

　　即使在可能作为抽象概念而存在的“翻译原型”或所谓“理想翻译”中，目标文本与源文本之间的对等也只能是一种“相对意义”的对等。绝对的、百分之百的“对等”在任何时候都不存在，这也不是翻译的本质要求，因为从哲学意义上说，世上“百分之百”的“对等”事物即指“同一”事物。而译文就是译文，我们又怎么可能指望译文变成原文呢？

　　只要弄清了这两个基本属性的意义所在，我们就能对翻译究竟要不要“对等”、能否“对等”、在何种程度上“对等”，以及对何为“翻译”、何为“非翻译”等方面的问题，提供出较为合理的解释。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翻译研究范式中面对纷繁缭绕的“转向”迷思时，始终不迷失方向，不偏离对翻译的本质坚持。

　　这，就是笔者所提倡的翻译本质辩证论。

（本文为谭载喜教授在四川大学演讲时发表的演讲，原载于社会科学报1525期，

原题：破除翻译“转向”的迷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