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战争与和平》《复活》等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托尔斯泰的遗作《哈吉穆拉特》或许略显冷僻，然而对于托翁这一历经九年，十易其稿的创作，著名文学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晓明说，它以自然的呈现，写出了英雄的人生，“托尔斯泰认为这是自己的放纵之作，在其中他背离了曾经的几乎所有艺术道德准则”。

　　《哈吉穆拉特》是俄国作家托尔斯泰晚年写作的一部中篇小说，写作时间为1896—1904年。为写此作，托翁曾广泛研读有关高加索战争的历史文献，历经九年，十易其稿，足见作者所耗费的心血与郑重态度。1912年，托翁去世两年后，小说才作为遗作发表。

　　作为一部历史题材小说，《哈吉穆拉特》讲的是高加索鞑靼人哈吉穆拉特的事迹。哈吉穆拉特本是当时反抗沙俄的高加索穆斯林教派领袖沙米里手下战功卓著的副帅，因与沙米里不合，逃脱后向沙俄投诚，后来为了解救家眷企图逃离，在与沙俄追兵交战中殒命。托翁的人道主义关怀，既有贵族的忏悔，也有弱者的呼号，反映了十九世纪俄罗斯社会的真实生活与厚重历史。

　　7月8日，由十月文学院联合各方、策划主办的大型系列文学讲座活动“名家讲经典”第六场讲座在十月文学院(佑圣寺)举办。陈晓明当日讲解了列夫·托尔斯泰小说经典《哈吉穆拉特》。

　　在公开的托尔斯泰日记里，这位文坛巨匠曾经表示，对《哈吉穆拉特》整整九年拿不定主意，称这是自我放纵的作品。陈晓明认为，“他(托尔斯泰)深信这是不朽的作品，背离了他关于基督教和道德艺术的几乎所有准则的小说。或许托尔斯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就了自己，完善了自己，成为最后能决定自己命运的艺术家。他的自我放纵和背离是和他过去的唯我主义，理性、宗教和道德情操所不一样的，他给予生活以它原来的面目，自然，完整的生活过程和所有矛盾的相容性。”

　　陈晓明认为，托尔斯泰的史诗性通过英雄主义的气概得以体现，这一点在《哈吉穆拉特》里面表达的很充分，作品本身大的背景包含了俄罗斯的历史和在那个时代所面临的大的困境，“小说反映的社会面从皇帝尼古拉到底下当兵的，打死士兵的父母亲农民生活的痛苦，到中层下层军官，寥寥几笔把几整个时代的画卷勾勒出来，宽广非常自然的展示出来”，他引用当代著名文学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的观点称，“在莎士比亚之后唯有托尔斯泰比其他人更充分地表现出纷争世界中的权力角逐，托尔斯泰与莎士比亚一样漠然对待主人公的争斗，却深切地同情那些英雄们不得不面对的宿命。”

　　从作品本身看，陈晓明认为，托尔斯泰在自己最后的作品中展现出更超乎一般的写作能力，“我们一般认为，好的小说不需要写好多人物，写好几个人就够了，但是读了这本小说你会发现，作者写了那么多的人物，都写的那么精彩，只要一个人物一出场觉得都是戏，都包含了一种命运，寥寥几笔就能令人物有自己的命运，这个小说厉害成这样，不是随便写一个人物，是每个人都陷在自己的命运里。”

　　陈晓明认为，《哈吉穆拉特》的创作，对托尔斯泰而言是一次对自我的成就，“托尔斯泰年轻的时候当过兵，参与过小说里的那场战争，那个时期他吊儿郎当的，吃喝嫖赌，他在能表现气概的时候没有表现，可能有深深的懊悔，想重新拯救自己，他通过对叛军首领英勇的看法写出自己对英雄的向往，把他内心的英雄意志表达出来。

　　“托尔斯泰晚年非常怕死，受病痛的折磨，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他通过这么一种对死亡的书写，也是对自己死亡的超越，70年代以来他一直受死亡的困扰，一直追问死亡，他觉得人是必然要死的，向死而生，只有人生命的存在是向死而生，动物是不知道自己要死的，只有人知道。年轻身强力壮对于死亡有一种蔑视，托尔斯泰到了四、五十岁以后总是受死亡的困扰，不知道从何而来，哈吉穆拉特在这么一种境遇中的英雄气概蔑视超越了死亡，对作者来说，这一次的正面书写，也是对死亡这一关的跨越上成就了自我。”

　　当日的“名家讲经典”是一项公益性文学品牌活动，每期从古今中外文学经典中，精选出雅俗共赏的名作经典，邀请一位在专业领域卓有建树的大家，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公众细腻解读作家和作品的艺术成就和精神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