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高里

　　中译出版社总编辑

　　在2015年美国书展上，一位来自《纽约客》的记者采访了张高里，询问他对于欧美展台人潮涌动，而中国展台却人数寥寥的看法。

　　张高里回答道：

　　“一方面，欧美书展是欧美国家出版业的嘉年华，而中国刚刚加入这项盛会不久。另一方面，西方等发达国家存在较强的文化优越感，这是建立在这些国家硬实力的基础上。等到中国国家实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自然会有更多人关注中国和中国文化。”

　　话虽如此，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达成的，它需要在一点一滴中逐步积累。

　　作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的外向型出版社，中译出版社持续推动“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以下简称为“外写中”)项目的前进和发展，让更多中国文化和故事进入国际视野。对于张高里来讲，文化“走出去”是一种使命。

　　记者：中译出版社在“外写中”项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参与到其中的机缘是什么?

　　张高里：2015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举办了中外翻译出版恳谈会，并邀请了海内外多位汉学家出席。

　　印度的狄伯杰、土耳其的吉来、埃及的白鑫等人介绍了个人在推动两国关系、传播中国文化方面所做的工作和努力。

　　当时我坐在会场下，他们的经历和述说激发了我的兴趣，继而产生思考：如果能将他们的经历和故事汇编成书，那么中外读者都可以了解到双方的文化。

　　之后，我们尝试与狄伯杰、吉来、鲁博安等汉学家签订了出版合约，他们也是中译出版社第一批“外写中”项目作者。

　　记者：社内第一批“外写中”项目作品是如何推进的?

　　张高里：对于第一批作品来讲，我们是在不断地探索和尝试中推进的。

　　一方面，我们邀请汉学家进行原创，并根据其个人经历为作品拟定书名。

　　以印度汉学家狄伯杰为例，他接受邀请后便全职从事“外写中”项目写作。他的作品主要讲述了当年来到北京后的学习、生活和爱情故事，因此我们为他的作品起名为《北京之恋》。

　　这个书名也包含两层含义：第一，他的个人的爱情经历;第二，他是如何与北京和中国结缘的。

　　但是当书稿完成后，我们发现狄伯杰的爱情故事只是这本书中的一段经历，“北京之恋”不能准确概括整体内容。

狄伯杰与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后来我们经过与北京大学姜景奎教授商议，将书名定为《中印情缘》。

　　这本书也是中译出版社第一本“外写中”项目作品，目前中文版和印地文版已经出版，英文版正在与合适的国外出版商接洽。

　　另一方面，我们根据汉学家已经出版的母语作品，探索以其他语言出版的可能性。以德国汉学家顾彬为例，他在德国已经出版了多部介绍中国和中国文化方面的著作，这些作品并非纯粹的翻译作品，而是在原著基础上进行深入的个人阐释。

　　我们将这些作品在内地出版，并计划进一步合作其他语言版本，输出到海外。

　《中印情缘》

　　记者：这种在作品方面的合作，对于文化传播来讲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张高里：习近平主席指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

　　“一带一路”倡议要行稳致远，离不开“民心相通”的支撑和保障，而中译出版社就是致力于通过“外写中”项目，做这样的事情。

　　从我个人的体验上讲，在不亲历目的地国家社会生活环境的情况下，单纯从理论读本上获取信息，这种做法是片面的，也不能呈现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全貌。

　　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逐渐增强，很多国家开始对中国的社会发展情况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汉学家作为中外文化使者，很好地肩负起沟通中外文明交流的责任。

　　记者：“中国模式”在海外的吸引力究竟有多大?

　　张高里：通过汉学家的视角，我们能够让更多“中国模式”走向海外，这与中国作家作品的海外传播有着共通之处，本质上都是中国文化“走出去”。

　　我们也能看到很多“中国模式”在海外“大热”的情况，例如中译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的《根本利益》(印地文版)，在印度受到了热烈追捧。

　关于《根本利益》(印地文版)发布的报道

　　这部作品的作者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明，印地文版本由印度的普拉卡山(Prakashan Sansthan)出版社出版。

　　在2016年新德里书展上，有300多名读者自发来到发布会的现场，现场还组织了作品朗读会。

　　他们都非常好奇，中国的基层干部是如何为老百姓排忧解难的。那也是我做出版这么多年，第一次发觉中国作品在国外的推广这么成功，这也让中译出版社看到了“中国模式”作品在海外的发展前景，“外写中”项目则是非常好的起点。

　　记者：从目前中译出版社“外写中”项目的进展来看，是否起到了传播中国文化的作用?

　　张高里：我们的作者在海外都享有很高的声誉，例如狄伯杰是印度著名的汉学家，顾彬是欧洲“三大汉学家之一”，他们能加入这个计划，就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传播。

　　另一方面，这些海外汉学家的汉学研究都是出于自己对于中国的热爱，他们的这种自发性也让我们感慨颇深。

　　对于我们自身而言，应该展现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中译出版社作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主要的外向型出版社，需要有意识地引导“知华、友华”的海外汉学家加入到“外写中”项目中，从而将更多优秀的“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

　　张高里与汉学家林西莉和白乐桑签约稿合同

　　目前，我们也是在与更多的汉学家建立联系，例如即将出版的罗马尼亚汉学家鲁博安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以及匈牙利罗兰大学副校长郝清新的新书。

　　这对于沟通民族友好、搭建交流桥梁是非常重要的，能够真正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记者：随着“外写中”项目的推进，越来越多汉学家加入到这一项目。那么，中译出版社在海外作家的遴选方面有没有更高的标准?

　　张高里：党的十九大报告赋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

　　因此，我们对于汉学家的遴选标准会变得越来越严格，鼓励更多对于中国文化研究有一定深度、对中国文化传统有客观认识的汉学家加入到这一计划之中。

　　目前，中国文化的学术表达还在起步之中，我们虽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成功和创新，但是总结还并不到位。

　　我们希望积极挖掘海外汉学家资源，借助他们的力量，形成对于中国当代文化具有世界影响力，且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话语阐释。

　　记者：您如何看待目前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加入到“外写中”项目中?

　　张高里：首先，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以及中国文化海外表达需求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加入到这个项目中是大势所趋。

　　其次，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层面来讲，这也是外向型出版社应该肩负起的责任。

　　从我们出访各国的情况来看，每个国家都有对于中国文化研究深入，同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专家。

　　出版社需要做的，就是将这些散落在世界各个角落的汉学家聚到一起，从而形成集团化和品牌效应。

　　记者：您对于目前文化“走出去”工作有哪些建议?

　　张高里：首先是要有文化自信，出版社在选择中国题材的作家和作品时，应该具备独特的眼光和市场化的思维方式。

　　其次，文化“走出去”工作是一项缓慢的工作，容不得半点心浮气躁的情绪。

　　在汉学家写作方面，我们要给予他们相对宽松的时间，从而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最后，政府和企业应给予文化传播工作更多的资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