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鲁迅拒绝收编,同时也绝不收编我们

来源:凤凰网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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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13

  7月8日,著名学者钱理群做客凤凰网读书会,以此为题进行了一场引人反思的演讲。演讲依托钱理群由北大培文、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著《鲁迅与当代中国》,将鲁迅的昨日之思与今日中国连接起来,发掘鲁迅的当代意义,同时对现实问题产生更本质性的认识。钱理群认为鲁迅对我们的意义在于使我们成为具备怀疑精神的人,他拿当年北大最受学生欢迎的两个教授举例子——听完胡适的课,学生们兴奋自信,目光闪闪地踏出教室,打定主意往后就跟着胡适之先生一路走下去;从鲁迅课堂上走出的学生们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各个紧张而吃力,因为接收到的各种信息正在互相矛盾、互相打架,他们不得不开始独立思考的过程。也正是因为这种独立性和怀疑精神,“鲁迅拒绝收编,同时也绝不收编我们。”

  凤凰网读书会现将演讲实录整理后全文刊出,愿鲁迅和钱理群的思索能带给更多人以启迪。

钱理群

  Part1 只要还有等级存在,中国就会不断地有国骂

  我们讨论“为什么需要鲁迅”,首先需要讨论或者明确的一个问题是:鲁迅是谁?关于“鲁迅是谁”,实际上有两种通俗的说法。一种说法是我在读中学的时候——可能也包括在座诸位——所听过的毛泽东的鲁迅观: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革命家和思想家。这“三家”并不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么一讲就把鲁迅捧到天上去了,离我们比较远。他可敬,却不可亲,也不可爱,也就谈不到需要了。实际上今天很多青少年与鲁迅有所隔绝,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被这“三家”给吓到了。

  这些年又有了新说法,就是强调鲁迅是一个好爸爸、好丈夫、好儿子。这也有很多事实作根据,但是面对这个新“三好”,我不免有一个疑惑,就是天下的好爸爸、好丈夫、好儿子多得是,干吗需要鲁迅呢?也许有人做爸爸比鲁迅还要好,所以用“三好”来说明鲁迅,同样没有说服力。

  我自己对此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一方面,鲁迅不是神,他是人,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另一方面,鲁迅和我们,和我们大多数人所习惯的人是不一样的。他是一个特别的人,因为特别所以稀有,因为稀有所以我们需要鲁迅。我想起当年林语堂给鲁迅起了一个外号,说他是“白象”,大多数的象都是灰色的,鲁迅这头“象”有点特别,是“白象”。据说鲁迅非常喜欢这个绰号,当海婴刚出生的时候,鲁迅第一次作为父亲到产房抱起海婴,一边走一边念念有词地说着“小白象、小白象”,足以说明鲁迅很认可这个绰号。也就是说,他和所有的象一样,是象,但他是特别的象,是“白象”。

  那么我们进一步讨论,鲁迅的特别体现在哪里。简单地说,就是鲁迅的思维方式、感情方式、思想观念、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和我们大多数人所习惯的不一样,我觉得鲁迅的特别体现在这些地方。这样讲可能有点抽象,不妨我们来一起读鲁迅的作品,看一看属于鲁迅的观点。

  很多人问我,读鲁迅作品该读什么。我经常向他们推荐两篇文章,我说你读懂这两篇,大概就懂鲁迅了。第一篇是收在《鲁迅全集》第一卷中的《论他妈的》。“他妈的”是中国的“国骂”,每个人都会骂,不过有的人公开骂,像我这样的人讲文雅,公开场合就不会说,但私下里对讨厌的东西也会说“他妈的”。鲁迅说他在农村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一对父子在一起吃饭,那天的饭菜非常好吃,爸爸就对儿子说:“他妈的,你吃吧。”儿子则回答说:“他妈的,你吃吧。”这里的“他妈的”跟我们今天说“亲爱的”意思差不多。亲爱的,你吃吧。所以作为国骂,大家都非常习惯了。

  但这样的国骂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也从来没有人写文章谈“他妈的”。鲁迅不仅谈了,他还要论,还做出论文,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博士论文敢以“他妈的”作为论题的。鲁迅论了什么,其实就是考证了“他妈的”作为国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骂人从来就有,中国古代就有,《诗经》时代就有骂人的,但那时候骂人不骂“他妈的”。骂“他妈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晋代,这是鲁迅考证的结果。为什么从晋代开始?晋代有门阀制度,讲究出身,你出身大家族,就一切都前途光明;你出身寒门,就什么都没有。在这种等级制度下,那些寒门出身的人当然对大家族非常不满,但又不好也不敢公开反抗。那怎么办?只好曲线反抗,说你为什么神气,不过是有个好妈妈,那我就骂你妈,就这样迂回反抗,并从这里得到快乐。但鲁迅说这是卑劣的反抗,他从“他妈的”这句国骂里发现了两个重要的东西,一个是体制中的等级制度,另一个就是国民性的弱点——卑劣的反抗,而不敢真正地、正面地去反抗,并因此得出结论:只要中国还有等级存在,中国就会不断地有国骂。

  我们不由地会想到今天。以前曾流行过一句话:“学了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则说:“有了好妈妈好爸爸,走遍天下都不怕。”而且这种等级制度正在固化,富二代永远是富二代,官二代永远是官二代,穷二代永远是穷二代,在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出现国骂“他妈的”。

  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国骂本来是个司空见惯的东西,我们平常都习惯了,没有任何人对这个问题提出怀疑。但是鲁迅提出了怀疑,而且他不但怀疑了,还把问题开掘得如此之深。这样的文章,这样的思维,除鲁迅之外不会有第二个人,所以《论他妈的》这篇文章从此成为绝学。这是第一篇文章,可以看出鲁迅在思维方式上的特别之处。

  Part2 有些人开始说假话时很勉强,讲多了便以为是对的

  第二篇文章的题目也很怪,叫《我要骗人》。很多人都认为鲁迅是说真话的,鲁迅自己说,不,我并不想讲假话,但是我并没有把我心里想讲的东西全部说出来。因为我心里想的东西太可怕了,稍微讲一点,人们就会说鲁迅多冷酷。鲁迅说,如果有一天我把心里想讲的话全都说出来,还有人愿意接近我,那么这个人就是我真正的朋友。所以可以看出鲁迅是有所讲而有所不讲,并没有把想讲的话全部讲出来。

  鲁迅还公开承认,在一定的条件、环境下,他还要骗人。鲁迅讲到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说有一年冬天,他从家里走出来,在门口遇见一个小女孩。因为那时候有很多水灾,这个小女孩正在为灾民募捐。这个小女孩见到鲁迅就抓住他的手,说先生给点募捐吧。鲁迅做何反映呢?鲁迅知道,当时社会正处在国民党的腐败时期,小女孩辛辛苦苦募捐来的钱是不会落到灾民手里的,一定会被那些水利局的老爷们给贪污掉。因此在他看来,小女孩募捐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这是鲁迅心里想讲的话,但是鲁迅说,我能把这个话讲出来吗?我能对小女孩说,你这样做是没意义、没价值的吗?我看到她渴望的、热情的眼光,我就说不出话来。我不但不会对她说出真话,相反我还要骗她,说小女孩,你做得非常好,我感激你。然后鲁迅从兜里拿出一大把钱来给小女孩,小女孩拿到钱后,紧紧握住鲁迅的手说谢谢你。小女孩的身影越走越远,她握手的温热鲁迅还感觉得到,但鲁迅觉得这温热像火一样烧灼着他的心,因为他骗了这个女孩子。鲁迅反躬自问,难道我能不骗她吗?在那个时代能够处处、时时都说真话吗?他又想起母亲:远在北方的母亲已经80多岁了,她整天念叨的是要长生不老。她对我说想要福寿,我能对老母亲说你不能长寿,你迟早会死的,我能这么说吗?我不但不能这么说,我还得安慰她,母亲你一定长寿,因为你一生做了这么多好事。但在我的内心里,我感觉我骗了母亲。鲁迅由此得出结论,现在还不是披沥真实的时候,因此我时刻要说谎。

  不知道诸位听了这个故事怎么想,我听了之后非常受震动。能够公开说真话的人固然了不起,但能够像鲁迅这样,如此真诚、坦率地承认自己也骗人,恐怕更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也是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会遇到的问题——我们能够说真话吗?

  这个问题涉及我们的言说方式,鲁迅因此写过一篇文章,收在《野草》里面,名为《立论》。其实我们讲话每天都是在“立论”,鲁迅在文章中提到,自己曾梦见在一个课堂里,一个老师正在教孩子们怎么立论,然后这个老师就说了一个故事——有一户人家生了一个孩子,过满月的时候请亲戚们来做客。有一个客人说,这孩子将来要死的,结果招致一顿好打;另一个客人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升官,他得到了众人的欢呼。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说真话的遭打,说假话的受到欢迎。然后学生就问,老师,我既不愿意说假话,但也不愿意说真话被打,那我怎么办?我怎么立论?老师对他说,你就这么回答吧:“哎呀,这孩子,你瞧他多么哈哈哈哈。”

  文章中提出了三种说话的方式。第一种,按照事实说话,说真话;第二种,按照别人的需要说话,说假话;还有一种,说模棱两可的话。我读到这里很受震动,其实我们在座的诸位,恐怕每天也都面临这种选择——说自己心里想说的话,还是按照别人的要求来说话,或者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其实人的言说方式,即所谓立论就这三种,没有第四种。每个人都面临一个言说方式的问题,谁也不去想它,谁也不敢去正视它,但是鲁迅想了,正视了,他提出来了。鲁迅的特别就特别在这里。

  这使我想起了一件往事。那是很多年前,我收到一位大学生的来信。这位大学生马上就要毕业了,但毕业的时候老师提出条件,让他必须对某一问题表态,不表态就不能毕业。但他实在不愿意表态,他问我说,钱老师,你说怎么办?坦白说我收到这封信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好像可以这么说,你不能说假话。但是我一想,我已经当教授了,他连大学还没毕业。我说这话倒是轻松,但这个年轻人如果听了我的话,他就不能毕业,甚至连工作都没有了,这怎么行。我不能对他说这样的话,那怎么办?我反复考虑,想到鲁迅对此的看法,向这位大学生讲明三点:第一,说真话本来是一个人的基本道德,但是在中国说真话是一个很高的境界,因此作为学生,作为年轻人,你要追求最高境界,要尽可能地说真话;第二,有时候真话说不了怎么办,你可以沉默,不说话,不表态就是了;第三,有时候不表态不行,你必须说话,而且必须说假话,怎么办,那就说假话。

  但是说假话有三个条件,也是三个底线:第一,必须分清是非,认识到你这次表态是错误的。这话讲起来简单,但在生活中,有些人开始说假话时很勉强,后来讲多了便认为讲假话是对的。现在很多人理直气壮地讲假话,不去分清是非,你必须分清楚,讲真话是对的,讲假话是错的,这一点你心里要明白;第二,说假话必须是被迫的,不能主动去为了自己的私利说假话;第三,说假话绝对不能伤害到第三者。比如说你可以说假话表个态,但你不能说其他人的坏话,不能去检举别人,那绝对不行。这就是我在鲁迅启发下得到的三条认识:一、尽量说真话;二、不说话;三、说假话,但要有三条底线。

《鲁迅与当代中国》,钱理群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Part3 鲁迅是如何看待科学、民主、平等、自由和爱国的?

  下面我们再看看鲁迅对公认的价值观念,即对所谓的公理、公意或定论的看法。在一个社会里,比如我们的社会,会有很多公论,如科学、民主、平等、自由和爱国等,这些都是公认的价值观。鲁迅对这些公认的价值观持有怎样的态度?

  先说科学。鲁迅早在《科学史教篇》一文里就说过,科学尤其是西方的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将会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所以他非常强调科学和科学思维。但在肯定科学意义的同时,鲁迅又提出警告:如果把科学当成一种宗教,陷入科学崇拜的陷阱,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陷入了唯科学主义,那么就可能使人生陷入枯竭,就会缺少一种美感,一种特别的想象力,以及一份人类自身所拥有的情感。当你过分理性化以后,一切都是理性思维,你就会压抑人的非理性——例如一些根本性的记忆、情感和思维。所以鲁迅说,我赞成科学,但是对科学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必须充分理解,这是鲁迅的科学观。

  民主。鲁迅当然是民主的支持者、鼓吹者,但鲁迅也提醒我们,民主有一条基本原则叫少数服从多数。这一原则可能会导致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压迫。这也很好理解,比如说网络的兴盛显现了民主的发展,但也会造成“网络暴政”,对此大家应该都有体会。所以说鲁迅在肯定民主的同时又质疑民主。

  平等。鲁迅作为左翼知识分子,当然强调平等,但他也提醒我们,平等绝对不是平均主义。如果你强调平等,把一切都削平,你把最高的砍掉了,最低的也上不来,反而会造成新的社会问题,甚至带来新的社会灾难。所以对于平等,鲁迅也是既要肯定又有质疑。

  自由。鲁迅当然强调自由,有记者曾经问过鲁迅,说如果你现在面对一个中学生,你准备对他说什么?鲁迅说,我要对他说,第一步要争取言论自由。但鲁迅同时提出来,自由和平等可能是矛盾的。他批评当时的自由主义者,说你们讲自由是对的,但如果过分强调自由,陷入纯粹的精英意识,就有可能忽略社会平等。

  还有爱国。鲁迅当然是爱国主义者,这里也可以讲一个故事。鲁迅临死之前,曾托他的三弟周建人带一封信给二弟周作人,这可能是周氏兄弟间的最后一次对话。当时正是抗日战争的高潮时期,鲁迅在信中说,他注意到北方的很多教授都在救国宣言上签了名,但周作人没有签。鲁迅当然理解周作人为何不签,因为他觉得在这一点上他和周作人是一样的,救国主要是政府的事,过分打民意牌来救国是不行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签名并不是特别有意义的事情,鲁迅是理解的。但是他提醒二弟,这是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生存问题,一个知识分子在民族生存问题上态度是绝对不能含糊的,你必须坚持爱国主义,这恰好击中了周作人的要害。

  周作人的思维方式强调个体的人,强调世界的人,却恰恰忽略了作为社会的人,作为民族的人。在周作人的观念里,一边是个人,一边是世界,却没有社会和民族的位置。这也说明了周作人最后成为汉奸的内在原因,他为了救赎自己,而不惜牺牲民族的利益。鲁迅在这里提醒我们,在存在着民族、国家观念的现代社会里面,每一个国民包括知识分子,不管有怎样的理想信念,都应该有基本的民族立场,都应该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在这一点上鲁迅是不含糊的。但按照他的思维习惯,鲁迅也对过分宣扬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提出了自己的担忧。

  鲁迅要人们警惕那些爱国的自大家。他举例说,当时有这样一些言论: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外国文明虽然好,但中国的精神文明更好;外国人的东西中国早就有过;外国也有叫花子,因此中国最好。鲁迅说,这样的人完全不看自己民族的弱点,表现为“爱国的自大”,因此拒绝改革。中国现在第一了,还改什么?然而不改革,中国就会走向灭亡,所以鲁迅把这种爱国者称为爱亡国者,爱的是亡国,不是爱国。鲁迅提醒人们,别看外国人总说中国好,其实是希望中国成为他们玩耍的工具,所以对这种外国人要保持必要的警惕。

  鲁迅还提出了另一个命题。1934年,正是中日关系最紧张的时候,鲁迅写文章说我们要向日本人学习。他说不管日本人有多少毛病,但“认真”这一点很值得中国人学,中国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不认真。当时日本正在侵略中国,鲁迅提出这个命题很快就遭来一顿臭骂。鲁迅从此带着汉奸的帽子,一直戴到今天。其实鲁迅是对的,两个人如果打架的话,你怎样才能完全把对方打垮,只有把他的优点学过来,才能彻底地战胜他。鲁迅这种敢于向敌人学习的态度,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而那些拒绝向敌人学习的人,恐怕很难说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这也引申出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中国人如何和外国人相处。鲁迅说,中国人之于外国人,历来就有两种称呼,一个叫他禽兽,一个叫他圣人。当自己软弱的时候,就把外国人当作圣人捧起来;当自己强大了,就把外国人看作禽兽。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没有真正的民族自信力,只好在自卑与自尊之间来回摇摆。鲁迅提醒我们,在强调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同时,必须要警惕这种极端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发展到极端,就可能变成一种非理性;而陷入一种非理性的思维和情感中,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没有任何好处。

  由此可见,鲁迅对我们习以为常、从不怀疑的东西,如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爱国,都持有一种非常复杂的态度。他不是简单地肯定或否认,而是在肯定中有否定,在肯定中有质疑。他强调既要吸取这些价值观念,同时也要保持质疑。要在吸取与质疑、肯定与否定之间不断旋转,从而使自己的思考逐步深入。这是一种我称之为鲁迅式的、既有坚守又有质疑的思维模式。

  Part4 鲁迅针对报纸宣传的观点,在今天的网络时代仍然适用

  我们再来看看鲁迅对伦理道德的看法,这在今天也是有意义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大讲孝道,其中有一个观念叫“报父母之恩”。鲁迅对此提出质疑,他说得很坦率,我想今天还是会让一些人难以接受。父母为什么生孩子,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要延续后代,延续生命,另一个就是想要性交。为了满足性交的欲望而生下你来,有什么恩可谈。这是一个自然的生命过程,而有恩是什么意思呢?这背后隐含着一种“因为我生了你,所以我有权利支配你”的逻辑。我有“恩”于你,因此你必须服从我,这完全是一种父权主义的思维,把父子关系变成权利关系。鲁迅所要质疑的正是这一点。

  鲁迅说,你去看农村的家庭主妇,她在哺乳婴儿的时候绝不会想到自己正在施恩。一个农夫爱他的子女,也绝不会想到他是在放债,将来孩子长大了要还债。所以鲁迅说,实际上这都不是真正的爱,真正的爱是超越交换关系和利益关系的天性的爱。父母对子女的爱,子女对父母的爱,都是出于人的本性,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而所谓的孝道、报恩,实际上是一种权利关系。这种话现在讲起来可能还是会让很多人觉得大逆不道,居然敢说父母对子女没有恩。

  还有我们觉得更难接受的,是鲁迅关于爱的说法。《野草》中有一篇文章叫《过客》,其中有一个细节非常有意思。有一个过客,一直一个人往前走,前方有他所要追求的东西,他走着走着,最后走累了,流血了。这时他遇到一个小女孩,出于对这个过客的同情和爱,小女孩拿出一块破布给过客,说请你包扎一下伤口吧。我们看这个过客是怎么反应的:他先是非常感动,立刻接受了这块破布,连声说谢谢。因为过客这样孤独的战士,内心里是渴望别人对他的同情和爱的。但过客稍想片刻后,又坚决地把这块破布还给了小女孩。他说我要拒绝你对我施恩;我不但要拒绝你对我施恩,我还要像老鹰一样在你的周围盘旋,祝福你早日死亡。这就不能让人理解了,他不但拒绝爱,还诅咒爱他的人。

  还有一个故事,是关于鲁迅的好朋友许寿裳的。许夫人去世时,鲁迅发去了一封唁电。他先对许夫人的去世表示悼念,这是人之常情,但接着又说了一句话,他说反过来想,嫂夫人这么早去世,可能对你孩子将来的成长是有利的。这是什么意思?后来有个大学生写信给鲁迅,说他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为什么要拒绝爱,甚至要诅咒爱?鲁迅说,非常简单,比如我们两个人彼此不认识,我们之间没有任何感情纠葛,有一天我们在战场上搏斗的时候,我可以毫不犹豫地一枪打死你。但现在我们认识了,以后我们两个短兵相见的时候,我就不忍心开枪了。这样的情感纠葛,包括父母对子女的爱,会妨碍一个人的独来独往,妨碍一个人做出自己独立的选择。比如说,我的老母亲在北京,她时刻关心着我的安全,因此我在上海做什么事情,都要考虑母亲的反应。如果没有对母亲的爱,我在上海可以做很多想做的事情,但是有了母亲的爱,她成了一种束缚,就使得我在做选择的时候不能不多些犹豫。

  鲁迅说人的独立选择,常常因为爱而受到挫折,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命题。但其实在座的诸位应该很能理解这一点。我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中学生,中学生到了高中,到了高二、高三的阶段,他要告别童年的生活,常常会有一种脱离父母的欲望。他要摆脱父母对他的束缚,所以此时子女和父母的关系非常紧张。从孩子的角度说,他要求独立;从父母的角度说,父母对孩子有着过分的爱,而这种爱又常常建立在不了解孩子真正需求的基础上,反而成了对孩子的束缚。有一个说法叫做“爱的专制”,认为爱有亲和的一面,也有专制的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学生要想摆脱父母的束缚,其实是一种内在的反抗,想要摆脱爱的专制,而父母却不理解孩子要求独立的愿望。这种思维方式有时很难让人接受,但也可以从中看出,鲁迅是真正懂得人性,以及人性中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的。

  我们再来看看鲁迅是怎么看待中国人的言说的。他对中国人的言说,包括报纸上的宣传,有两句概括: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中国是做戏的虚无大国。中国人最会做戏,最会玩弄文字游戏,我看了很有同感。汉语可以说是全世界最灵活的语言,任何事情不好提,用汉语一说就变好了。比如说失业,我们不叫失业,叫待岗,一听待岗,就说明有工作的希望,好像问题就不严重了。这就是中国语言特有的灵活性,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游戏性。鲁迅因此提醒我们,在听中国人讲话、看中国人写文章的时候要注意,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比如说我要做什么,其实并不准备做;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要做那样的;有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还有一声不响就做了的。听到这样的讲话或宣传,如果你真的相信了,用鲁迅的话说,你就是个笨牛;如果你还把别人说的话认真做起来,那就是不合时宜。所有人都知道他在说谎,但每个人都做出一副相信他说谎的样子,这便是游戏规则。如果你说破了,你反而成为公敌。

  如何看待报纸的宣传,鲁迅也认为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往往它拼命说什么,反而是因为它缺什么。鲁迅举例说,我们平时不会想起自己的额头或肚子并因此对它们进行特别的保护。但有一天他头疼或者拉肚子了,便会到处讲我们要注意安全,注意卫生。如果听到这些话就以为这个人是个卫生家,你就上大当了,所以鲁迅说,缺什么才讲什么。由此鲁迅做出一个很惊人的判断,他曾经写过一篇杂文,我觉得很值得一读,题目又怪又长,叫《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为什么说孔夫子有胃病呢?因为孔夫子有一句话叫“食不厌精”,说明他注意到吃饭要精细,那就是他有胃病,这还是小事。大事怎么看报纸宣传呢?鲁迅说他有一个经验,就是正面文章反面看。它越说什么就证明它越缺什么,这样看报纸太可怕了。报纸上登出某某国军在某地和日军奋战多少天,歼敌多少人,你一看就明白了,正面文章反面看,根本没打。报道宣传说日本某要人到中国访问,没有任何其他目的,你反面看,肯定是一个很大的阴谋。

  我觉得不仅是报纸如此,现在的网络也是如此。近年来西方学界有一个说法叫“后真相时代”,也就是说现在就没有真相了,报纸上讲的很多都是假的,网络上很多也都是假的。所以我最近跟一个大学生谈话,我说你看网络消息,千万别随便义愤填膺地表态,你可能义愤填膺表了半天,最后一听是假的。进入后真相时代,对于所有的问题,包括别人讲的话、宣传的话、网络上的话,都要有独立的思考、独立的判断,不能随便轻信。但是反过来也不能随便怀疑,报纸不能全都说假话,有时候也会说真话,如果什么都正面文章反面看,就会陷入虚无主义的困境。

  Part5 曾经阔气的人要复古,正在阔气的人要维持现状,还没阔气的人要改革

  鲁迅还对很多我们的思维定式,以及成为一种感情选择的东西提出了质疑。比如人们在回忆过去的时候总有一种倾向叫避重就轻。回忆童年时总是只能想起自己最好的一面,同学聚会时的怀旧也都是讲当年如何好,从不讲让人不愉快的事情。我听过一些老红军演讲,从来只讲当年打仗如何勇敢。我这个人受鲁迅影响很深,我心想你没打过败仗么,你大部分时间都应该是打败仗的,打胜仗是少数。但是他们从来不谈败走麦城,只会谈如何过五关斩六将。这是可以理解的,人的本性就是趋利避害的,这是一种本能的思维和情感选择。

  但是鲁迅对此提出了怀疑。他问了三个问题:第一,童年就这么美好吗?他写一过篇文章叫《风筝》,现在编入教材了,不知道在座的朋友们看过没有。鲁迅回忆童年回忆什么?他不回忆最光彩的事情,就回忆他做的一件错事,他把弟弟的风筝给踩了。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童年的时候也都做过类似的事情,但是所有人都不会去谈,只有鲁迅谈,而且提升到一种高度,说这是对弟弟精神的虐杀,而且还不给自己后悔的机会。当我发现自己后悔了,想跟弟弟一起放风筝,但是放来放去放不了了,两个人都老了,还放什么鬼风筝,然后我对弟弟说,对不起,我当年踩了你的风筝;弟弟说,真的吗,我早忘了。连道歉都不行,这是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一个痛苦的经历。在座的朋友们大概都写过回忆童年的文章,有哪个像鲁迅这样专门写自己最痛苦的事情呢?

  人们总是想象未来会有一个黄金世界,总觉得现在的世界如何不好,未来的黄金世界、乌托邦世界又会如何好。当人们不满意现实的时候,就会寄望于幻想中的乌托邦世界。鲁迅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黄金世界里就没有黑暗吗?照样有黑暗,而且还会有死人的情况。鲁迅对人的历史做过这样一个概括,很有意思:曾经阔气的人要复古,正在阔气的人要维持现状,还没有阔气的人要改革。这三种人是永远存在的,只不过阔气的概念不一样。20世纪80年代万元户很是阔气,但现在万元户已不算什么了。未来即使进入了黄金世界,还是有这三种人,过去好的、现在好的,还有现在不好的,这三种人之间必然会发生矛盾,而那个掌握了权力的人、维持现状的人,常常要把改革的人清除甚至杀掉,所以鲁迅说黄金世界有新的黑暗,甚至有新的死亡。

  我在养老院生活,养老院里的老人经常讲一句话:我活够了,死了就一了百了了。但是鲁迅问,人死了就能了一切吗?他有一篇非常奇特的文章——鲁迅有很多奇文,我也向大家推荐——收在《野草》里,叫《死后》,是非常有想象力的一篇文章。他说我死了,死亡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的运动神经死了,不起作用了。但是如果我的感觉神经还在,我会有什么感觉,大家不妨设想一下。鲁迅说,我躺在地下,上面有独轮车走过,有汽车走过,压着我的头,压得我的牙龈都发酸了,但我不能反抗,不能动。这时候一群人走过来,大概是相当于我们今天开追悼会。一个人说:“他死了!”这个人用了叹号,很高兴,他死了!一个人说:“他死了?”用的是问号,很惊奇。还有一个人说:“他死了。”用了句号,很平淡。人们对待死亡,或者表示高兴,或者表示惊讶,但我是感到愤怒,我死跟你们有什么关系,你们活着的开追悼会,无非做戏给活人看,我却气得快昏厥过去了。这还不算,还有一个小蝇,在我旁边绕来绕去,我不能动,就让它嗡嗡地叫着:“哎呀,祝贺你死了,你该死。”我愤怒地想赶走它也赶不走,它还在嗡嗡叫,真是彻底愤怒得昏厥了过去。鲁迅由此得出结论,死亡不是不幸的结束,而是新的更大的不幸的开始。这跟我们习惯性的思维完全不一样,所以有人让我在养老院里讲鲁迅,我说我不能讲,我讲这种问题,那老人不气死了,但我要讲鲁迅就得讲这个。

  鲁迅是一个非常不合时宜的人,因为他的思维太怪了,太反常了,太超出我们习惯的事物了。人们美化过去,美化未来,美化死亡,其实不过是想找一个精神的避风港而已。但鲁迅恰恰不允许我们有这样的避风港,任何地方都不能避风,你必须正视现实,正视现实的不幸、不满和曲折;你只有一条出路——正视,而不能逃避。这跟我们大部分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

鲁迅

  Part6 当一个人春风得意的时候,大概是不需要鲁迅的

  因此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鲁迅是谁?他是一个彻底的怀疑主义者,他对一切公理、公意、共识、定论都提出质疑和挑战。对于主流意识形态以至整个中国文化而言,鲁迅都是一个异端、少数、边缘的人物。但同时,他也成为整个中国文化里面的另一种存在,正因为是另一种存在,才有了另一种可能性。

  然而我们中国是讲究道统、法统的,中国文化也是同化力极强的一种文化,因为中国文化不允许异端的存在,所有的异端都会被扼杀掉。中国的老百姓也习惯了在大一统的文化统治下,从来不提出任何怀疑,从来不考虑是否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存在。因此鲁迅这样一个怀疑主义者,一个处在体制外边缘的批判者,是十分难得而重要的。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多亏有了鲁迅,或者其他一些异类,才形成某种张力。文化发展要有张力,只有一种是不行的,不管这种文化多么完美,没有另外一种存在,便形成不了张力,这种文化就没有发展的余地。鲁迅所代表的,正是未经规范收编的另一种可能性;我们太容易被收编,太容易被归档化了。

  所以鲁迅对我们的意义在哪里?我曾经有这样一个概括,我说当你春风得意的时候,你对你所接受的教育、报纸上的宣传、老师所讲的内容,你一律相信,深信不疑,没有任何怀疑,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十分满意,在这种状态下,你是不会要鲁迅的,即使读鲁迅,你也会本能地拒绝他,因为他讲的这些和你接受的、习惯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但是当你对自己听惯的话,习惯的常规、常态、定论产生了不满,有了怀疑,有了想要打破既定秩序、冲破既定命运的想法时,你就会从鲁迅那里得到启发。这就是接受鲁迅的最佳时刻。当你要突破自己,要形成另一种发展可能性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读鲁迅。鲁迅对我们来说是另一种声音、另一种存在、另一种思维,也是另一种可能性。这就是鲁迅对我们的意义。

  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说鲁迅是彻底的怀疑主义者,那么这个怀疑不止是他对我们,对别人,对既定一切的怀疑,同时更重要是他对自己的怀疑。他的怀疑精神是指向自身的,这是鲁迅思想的彻底之处。所以读鲁迅作品的时候,或是真正进入鲁迅世界的时候,你会产生非常复杂的反应,一方面你发现鲁迅的很多论述都是对你曾经相信的一切的一种颠覆,因此开始本能地怀疑它,本能地拒绝它。但在你真正接受它的同时,你又免不了对他的说法提出质疑,是对吗?真的是这样吗?也就是说,在鲁迅面前你必须思考,他并不给你指出一条路来,他也不想把他的东西强加于你。

  我曾经有一个研究,把鲁迅的演讲和胡适的演讲做了一个对比。鲁迅和胡适是当年最受北大学生欢迎的两个教授,根据当事人的回忆,人们对鲁迅和胡适演讲的反应是不一样的。胡适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他自信掌握了真理,所以他的演讲非常明确、非常痛快,也非常简洁、非常明了,告诉你路该怎么走,同学们跟着我胡适往前走就行了。学生听了非常兴奋,现场反应极其强烈,大家目光闪闪地走出课堂,跟着胡先生走就行了。这是胡适演讲的特色和效果。而鲁迅就不一样,鲁迅的演讲本身就充满矛盾,他刚提出一个命题,马上又对这个命题提出怀疑。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命题,在座的有很多女性,当时有一个通行的妇女解放的路,就是走罗拉的路,走出家庭。鲁迅在演讲中也说,罗拉应该走出家庭,但紧接着他提出问题:罗拉走后要怎样?走出家庭能解决一切问题吗?鲁迅提出来,罗拉走出家庭,如果没有获得经济独立,迟早还是要回到家庭。他把他前面的命题颠覆掉,这个时候作为听众,一定会想到底对不对。也就是说,他逼着你思考,他不把现实结论告诉你,他自己也在不断地质疑,把他思考的过程、质疑的过程都告诉你,然后由你自己做出选择,自己去思考。所以听鲁迅演讲非常吃力,没有像胡适这么顺当,因为你要一边听,一边紧张地思考,他给你提供很多信息,而且是互相矛盾的各种信息、各种观点,然后你要思考到底是怎么回事。听完以后,你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是有一点,跟你听之前有变化,你开始独立思考了,这就是鲁迅的意义。

  刚才说到鲁迅的独立性、怀疑精神,说明他是拒绝收编,但同时他也绝不收编我们。这一点非常之重要。所以大家听名人演讲,我大概也算名人,我希望大家听我演讲的时候,千万不要被我收编。钱老师讲得好,钱老师讲得对,那不是我期待的。鲁迅拒绝被别人收编,拒绝被别的文化收编,但同时也拒绝收编他的读者。他和读者一样,都是真理的探讨者,绝不是真理的垄断者,也不是真理的宣讲者,他和我们一起探讨真理。这就是鲁迅对我们的意义,他使我们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人。

  Part7 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这么讲也有片面性,所以我要质疑我自己前面的演讲。鲁迅是不是完全的怀疑主义者呢?他只怀疑,没有肯定吗?他对我们的意义仅仅在于让我们怀疑一切?他对我们有没有期待?所以我还要讲一点,鲁迅不仅讲不应该怎么做——这是他主要的讲题,他的话题主要是在讲不应该怎么做,但同时他也对我们提出某种期待,提出某种建议,而这种期待和建议对我们是有正面的、建设性的意义的。

  我想讲三点,都是很结合当前现实的。第一点,我们现在很感困惑的是,如何认识中国当下的现实,中国的希望在哪里?我说中国现实是一个很奇特的社会,有人陷入了盲目的乐观,更多的人却充满了焦虑、不安,很多人都弥漫着绝望的、虚无的情绪,这样就提出一个问题,如何看待中国,看待中国的现实,中国的希望在哪里?关于这个问题,鲁迅有他非常独特的思考。他有一篇文章叫《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吗?》,中学课本里有,可见自信力的有无,不仅在鲁迅时代,在当下中国仍然存在。鲁迅的回答是: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我曾经有个演讲专门讨论这一问题,如何看待中国?一个是往上看,绝对是失望的,我自己就是这样,当我看到很多官僚的表现,看到主流知识分子的表现,也看到媒体的表现,我绝对失望,毫无希望。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据的。要往地下看,看那些真实存在中国底层,看中国土地上那些还在为中国奋斗的人。鲁迅说他们常常是不被注意的,而且是不断被抹杀的,所以看中国要看地底下的人。这样讲起来可能有点抽象,我想谈谈自己的体验。就如刚才所说,当我往上看的时候,坦白说,极度绝望,而且越来越绝望。这时候怎么办,我受到鲁迅的启发,我就往地下看。从自己作为教师的身份出发,我找到了两个群体。一个是第一线的中小学教师,当然中国的教师也很复杂,也有让大家失望的。但是我发现,几乎在每一个学校里,都有一两个,为数不多但却存在的一些真正的教育者。在现在这种艰难的教育环境下,他们还在坚持一些基本的教育原则、教育理想,精心培养着孩子,尽管作用很小,但是他们确确实实是真正的教师,我称他们为真正的教师。我认为现在的教师分为真教师和伪教师,大部分都是伪教师,但是有真正的教师。这些教师在真正地培养人,但他们也在不断地被抹杀。我的任务就是和他们站在一起。

  另一个群体是来自于青年大学生中,或者已经毕业的大学生中的一些青年志愿者。当然青年志愿者也有真假,在中国什么都有真有假,有很多是御用的、被安排的志愿者,他们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我要说的是真正的志愿者,他们到农村去,真心真意做好事,真心真意为农民服务。这样的人其实并不少,或者说比例很小,但绝对量不小。我这些年,和这两个群体——中小学教育队伍里面真正的教师以及真正的志愿者——生活在一起,我给他们支援,给他们做理论的提升,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给我一种精神的支持。所以很多人不能理解,钱先生你怎么还如此乐观,我的乐观在这里,你看上面毫无希望,但你看地底下,真实存在于中国土地上的这样一些默默耕耘的人,你还是可以看到中国的希望。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也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一个很大的困难,特别是很多年轻朋友,觉得自己失去了生活的目标。为什么活着?生活的目标是什么?鲁迅对这方面的看法很值得我们参考。鲁迅说,我的历史使命就是自己掮住黑暗的闸门,放年轻人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在这里他提出一个理想,叫做“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我觉得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生活的目标。我在鲁迅这种说法的启发下,提出了一个“健康地、快乐地、有意义地活着”的命题。年轻人的生活目标是什么?我认为就是要健康、快乐、有意义地活着,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什么叫幸福,什么叫合理?鲁迅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人的理想观、价值观的问题,对此,我还是从人性本身的特点来解释。

  先谈幸福,一个人的幸福观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人既是物质的动物,又是精神的动物,所以幸福就是要在物质要求和精神要求之间取得某种平衡。你完全物质化,实际上没有意义;你完全精神化,也是不可能的。怎样在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中取得一种平衡、一种合理,这也是一个人的世界观的问题。再说合理,实际上也涉及人的本性,人既是个人性的动物,又是社会性的动物,就是要思考怎样在个人发展和社会责任之间取得某种平衡。

  Part8 从语言的角度接近鲁迅,这是根本的途径

  第三个问题,我们怎么办?这也是现实问题。尤其是在当下中国,你怎么做,做什么事?鲁迅有两个说法,一个叫要有韧性的精神,一个叫要有智慧。什么叫有韧性的精神?鲁迅有一个很有趣的演讲,他说如果你到天津去,你下了火车,会碰见天津的青皮,青皮就是有点流氓气的人。你有行李,他给你运行礼,然后你问他,我到某个地方去,运行李要几块钱。他说两块。然后你说两块太贵了,便宜点。不行,两块。然后你说我不要了。不行,还是两块。有这么一点流氓精神。有人说流氓精神不值得学习,没错,但是他这种认准目标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这个目标不用特别宏大,认准了就做,而且要非做成不可,这就是韧性精神——长期的,慢而不息。鲁迅批评说,年轻人容易三分钟热度,一切都想要赶快成功,不成功就垮台。鲁迅说认准目标之后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不吃不喝不睡拼命干,这持续不了多久。另一种则是一边干,一边照样谈朋友,照样谈恋爱,照样旅游,照样玩,在更长的时间里达到自己的目的。我把鲁迅的话做了一个概括,叫“边打边玩”。

  我们的道路可以有几种走法,一种是“只打不玩”,这是每个人,包括我在内做不到的,短期可以,长期做不到,不可能。还有一种是“只玩不打”,这也是一种人生选择,你不能说只玩不打是不对的,但是我想凡是有一点思想追求的人,都不愿意完全地只玩不打。那么合理的选择就是“边玩边打”。一边玩一边打,该做什么做什么,但是该玩还得玩,这样就能持续下去。我现在就这么生活,每年都写一两篇很厉害的文章打出去,有人欢喜,有人骂,有人怕,当他们欢喜、骂、怕的时候,我根本不理睬他们,我去旅游了。等玩完回来以后,我看准了再打一篇。玩玩打打,打打玩玩,其乐无穷。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选择,而且有可操作性。

  另外还得讲智慧,打也得有智慧,看准目标打,不能乱打,不能盲动,要有智慧。智慧也有三条。第一条,要善于钻空子。体制是有很多空间的,并不是铁板一块,你怎样利用这个空间,利用这种可能性来得到发展,这需要智慧。第二条,要善于保护自己。不能莽撞盲打,有人打一次就牺牲掉了,那怎么行,要善于保护自己。还有一条,要慢而不息。中国的事不能急,慢慢做,但不休息,不停。这三点加起来,又会钻空子,又能保护自己,又能慢而不息,就像比赛一样,田径比赛中拿冠军的固然值得钦佩,但最后一个跑到终点的,能坚持到底,更值得我们尊敬。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是拿冠军的料,但我们可以慢慢走,认准一个目标之后就去做。

  上述的三个方面——如何看待现实,希望在哪里;如何认定自己的人生目标;应该怎么做——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无法做过多展开,但其实鲁迅这些方面的文章非常之多。鲁迅对于我们来说,不仅仅是告诉我们不要做什么,同时也用他丰富的经验和特殊的智慧,在我们彷徨、苦闷的时候,确实能带给我们启发。当然不需要按照他那样去做,但至少可以得到一个启发。

  最后还要说一点,我们讲了很多鲁迅的意义,其实大家注意,这里讲鲁迅的意义,都偏于鲁迅的思想,但还有很重要的方面没有讲,那就是鲁迅的语言文字,以及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对我们的意义。鲁迅的思想和鲁迅的文学是统一的,我曾经专门给中小学语文教师做过一个演讲,其中就强调,鲁迅是中小学生,也可以说是青年人学习中国现代汉语最好的范本。进入鲁迅的世界,首先要从文字进入。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在台湾讲鲁迅和在大陆讲鲁迅有很大的不同。大陆学生接触鲁迅和台湾学生接触鲁迅有一个区别,大陆学生的脑子里很早就有太多鲁迅是某某“家”的想法,从各种“家”的角度去看鲁迅就很难接近,而台湾学生对鲁迅没有认识,就是从语言文字开始去接近他。

  比如说我当时引导台湾学生读鲁迅《父亲的病》这篇文章,里面有一个细节,讲到父亲临终之前,我发现父亲太痛苦了,因此产生了一个想法,希望父亲还不如早点死掉。这样一段描写,引起了一个台湾大学生的感动,他说其实鲁迅的这种想法他也有过,但是他不敢讲。但是他说鲁迅有勇气说出自己内心的感受,而且用这样美的语言来表达,他从这里懂得了鲁迅,接近了鲁迅。所以我觉得我们接近鲁迅,最后还是要通过鲁迅的语言来接触,这是一个根本的途径。

  鲁迅语言的最大特点,简单来说,就是把中国现代汉语表意、抒情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周作人曾经说过,汉语有三大特点,一个是绘画性,一个是音乐性,另一个是游戏性;而这“三性”在鲁迅的著作里都得到了完美地体现。鲁迅的语言还有一个特点,大家读鲁迅的文章时常常会感觉到鲁迅的话不通,为什么?事实上,这是他打破常规的一些表达,他有意破坏语法,有意破坏我们的修辞,因为要表达一些语言难以表达的东西。鲁迅有一句话: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体验,我们真正想讲的东西,完全属于内在体验的、感情的东西,是说不出来的,说出来就变样了。这是语言的局限,语言对人的表达的局限,而鲁迅就是要挑战这个局限。他要用语言来表达一些语言难以表达的复杂的情感和心理,所以他常常破坏现有语言的规则,现有的修辞学,而创造一种非常独特的修辞,一种新的语言。这可能是鲁迅更具魅力的地方。

  因此我曾经提出,要理解鲁迅的语言,不能完全靠默读,而是需要朗读。鲁迅语言的韵味,那种浓烈而又千旋万转的情感,很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需要朗读才能体会,所以在我今天结束演讲的时候,我想向大家朗读一篇鲁迅的作品。我要朗读的是鲁迅《野草》里面的《雪》,没有太多准备,不一定能进入那种朗读的境界,大家姑且听之吧。

  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深黄的磬口的蜡梅花;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胡蝶确乎没有;蜜蜂是否来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我可记不真切了。但我的眼前仿佛看见冬花开在雪野中,有许多蜜蜂们忙碌地飞着,也听得他们嗡嗡地闹着。

  孩子们呵着冻得通红,像紫芽姜一般的小手,七八个一齐来塑雪罗汉。因为不成功,谁的父亲也来帮忙了。罗汉就塑得比孩子们高得多,虽然不过是上小下大的一堆,终于分不清是壶卢还是罗汉;然而很洁白,很明艳,以自身的滋润相粘结,整个地闪闪地生光。

  这是江南的雪,我们再看鲁迅写北方的雪。

  但是,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却永远如粉,如沙,他们决不粘连,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就是这样。屋上的雪是早已就有消化了的,因为屋里居人的火的温热。别的,在晴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

  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

  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我就讲到这里。


责任编辑:余晓薇